自1840年起，全世界的女性寿命每过四年便增长一岁。在过去两个世纪发生，在人类生命的所有改变之中，寿命的增长可算是重要一项。

这些健康成就影响颇广：“印度人如今的寿命高于苏格兰人在1945年的寿命——尽管英国早在1860年就达到其现在的人均收入。”这句话出自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2013年出版的《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The Great Ex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该书记载了19世纪初期以来全球健康和财富的变革。健康与财富两相比较，无疑前者更加重要。如果可以，谁不愿放弃物质享受来换回已逝孩子的生命、换来心爱之人晚年的陪伴？

事情总不是完美的。“掉了牙齿、花了眼睛、食不知味”，长寿意味着各种器官的退化，没什么值得羡慕的。但是，健康的进步总归是好事。迪顿教授在书中所写：“在所有让生命有意义的事情中，多活几年绝对是非常重要的。”甚至那些生活标准超出别人两倍、寿命长过别人两倍的人，可以看作是活得比别人好四倍。

这是为什么呢？

以现在三个高收入国家不同时间段的死亡率（每千人中的死亡人数）为例：1751年的瑞典、1933年的美国、2000年的荷兰和美国（见图表）。1751年，瑞典新生儿的死亡率超过160‰，高于1933年美国的40‰。到2000年，这个数据下降到10‰以下。儿童死亡率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在10岁时达到最小值。现在20岁左右青少年的死亡率有所上升，主要年轻人的一些高风险行为所导致。在30岁左右，死亡率保持稳定，随后数据持续上升，不过在60岁之前并未达到10‰。除了80岁以上的人口，美国人的死亡率均高于荷兰。这是因为美国的优质资源都集中于80岁以上这一年龄段。

早在185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寿命只有大概40岁，而如今接近80岁。意大利的数据则从1875年的30岁增长到现在超过英格兰的水平。通过图表也可以看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杀伤性影响，这可以用寿命的计算方法来解释：某个特定年龄的死亡风险是由某个特定年份的人口死亡年龄测算的。1918年大批年轻人死于流感。

西班牙大流感大大减少了寿命，但1918年出生的人的寿命比数据预测的长得多。无独有偶，在1850年，只有一小部分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死于40岁，婴幼儿时期和60岁之后的人的死亡率却比较高，40岁只是平均寿命。最终，迪顿教授写道：“比起保证老人的生命，保证儿童的生命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要更大。”因此，随着死亡年龄的“衰老”，预期寿命的增长减慢了。

自20世纪中叶，健康革命席卷全球——在东亚尤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由于艾滋的蔓延，变化最小。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儿童死亡率的大幅降低。根据Gapminder基金会网站的数据，印度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从1950年的267‰下降到2012年的56‰，同期中国儿童的数据从317‰下降至14‰。在低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数据的下降比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明显得多。这是由于知识水平的提高（比如口服补液的出现）、医学技术的进步（比如开始疫苗接种）和公共服务的完善（比如提供干净的水和卫生设施）。

可惜，这些进步还是不够的。安哥拉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是164‰，在尼日利亚是124‰，这还都是相对富裕的国家。一般来说，富裕与否与健康水平是有联系的，但达到十分富裕这一程度并不是提高健康水平的充分条件，那只是会有一定帮助。

健康革命不仅限于其本身，也造福了其他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女性生活的转变。随着儿童死亡率的大幅降低，生育能力也降低了：不需要通过多生育几个孩子来达到一定的家庭规模了。这个无关宗教习俗，如在伊斯兰国家伊朗，每位妇女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量从1980年的6.5下降到2012年的1.9；同样地，在天主教国家巴西，这一数据从1960年的6.2下降到2012年的1.8。随着女性寿命的延长和生育数量的减少，她们可以为每个孩子付出更多，或是追求自己的事业。因此，健康革命为当代的另一个变革打下了基础：女性角色的变化。

是什么推动了健康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中年人群体中？吸烟的减少是原因之一，心脏病治疗水平的提高是另一个原因。甚至癌症也可以治愈。在高收入国家，越来越多尚未找到治疗方法的疾病都是老年疾病，包括痴呆症。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老问题都还没解决：卫生条件恶劣、饮用水污染还有疟疾肆虐。

尽管要做的还有很多，世界不同地区的卫生服务也还存在诸多差异，而今加速共同的健康改善依然是值得肯定的。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以曾被视作老年生活方式的健康生活方式来生活，越来越多的孩子变得成熟起来。我们无法逃脱死亡，但我们能够实现生命的延长。这才是值得庆贺的。

译者：蒋文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