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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榕博:“大数据”时代的中美共识与博弈
张榕博
09月24日

在新世纪的最初10年里,“大数据”先后走进了美中两个世界大国的国家战略殿堂与百姓家庭。它所开起的数数时代,或许同时也是两国博弈的新一个起点。然而,每次时代蜕变始终是一个国家历史与未来的交接,5000年的中国与200年的美国,谁会在“大数据”时代“过敏”,谁又将快速“充电”顺利转型呢?

2009年1月,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宣誓就职不久,便立刻签署了《开放透明政府备忘录》。在“大数据”仍然懵懂的6年前,那一天连同2年后G8国家共同签署的《开放数据宪章》,都对世界走向具有里程碑意义。

更有意义的一天在于2015年的9月6日,中国在完成铭记历史的胜利阅兵三天后,由国务院印发面向国家与社会未来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此前,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已然表态:“大数据正迅速并深刻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

这意味着,在错过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之后,面对崭新的大数据新时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快速接招了。

但是那一天,美国报纸的头条是突如其来的一场空难,而中国促进大数据发展的消息,也仅仅在被媒体用了很小的篇幅报道。

这并不难理解。迄今,或许人们也不清楚“大数据”能够带来什么,为何需要如此重视这个庞大信息量的“怪兽”。

但中国的年轻一族每天已经习惯于点击被淘宝后台推荐的带有用户喜好标签的商品链接,翻看“饿了么”的菜单与评价“代步”人工记忆与经验选择餐馆。而美国的消费者更加幸运,在APP的应用市场,基于大数据被创造出来的医疗、房产、社保乃至手机套餐评测APP软件正在被开发与使用,这些软件记录、分析与应用“大数据”,更精准地为用户的选择做出最科学的设计,并无意间完成市场的焕新与淘汰。

简而言之,“大数据”正通过软件工程师与数据分析师们的手笔,在数以亿计的人类行为中寻找共同而合理的关联,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一种准科学“助推”。

假如将“大数据”助推的比例尺提高上亿倍,那么美中两国迫切将“大数据”请进国家战略殿堂便另有一番意味了。

奥巴马签署《开放透明政府备忘录》的前一年,中国经历了汶川地震之痛。但同年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民众与世界经济的伤害,同样彻骨。美国不仅股市一蹶不振,而且美国经济彻底陷入衰退当中。

于是,在2008年底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总统竞选当中,一味坚持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共和党失去了民心。美国民众开始认为,政府对于市场失控不能听之任之,而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也需要某种科学合理的设计来加以修正了。

这种呼声让人们想起了1931年处于大萧条中的罗斯福新政。而将近80年后,同为民主党总统的奥巴马在上台后立刻重启“干预”经济的大旗。但这一次,奥巴马给所有美国创业者们一个全新“美国梦”的新政,便是“大数据”了。

而在2007年以来连续经历楼市、股市、车市乃至家电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救市以后,从计划经济走向完全市场经济路上的中国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政策市”的影响不仅在于经济领域调而不控,更意味着一个全能型政府“抚慰”一个“巨婴”型社会愈发力不从心。

因此,美国与中国,一个是监管过少的政府,一个是监管过多的政府,如今都在需要“大数据”调理治国。中国需要让政策变得有的放矢,让政府与市场更加合理而高效。而美国需要“大数据”通过合理的选择设计,“温和地”约束与规范经济行为,给与民众理性的选择。

那么“大数据”果真那么厉害么?美国的麦肯锡公司的数据去年显示,在“大数据”时代的头5年里,“大数据”在教育、医疗、能源领域为全球注入的经济“活力”已达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2014年中国全年GDP的30%。假如将“大数据”产业促进的就业、节能与社会服务计算进去,那么“大数据”这只“看得见的手”会更显得有力。

于是,在“大数据”时代,中美两国悄然同步探索,暗含时代走向的一种共识。

然而,殊途同归的中美两国,并非你追我赶地发展“大数据”便可携手步入“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的出现,其实意味着一种科学力量注入社会与政府。个人、市场与政府,如何与“大数据”对接,中美两国在新时代的博弈恰在于此。

对于普通人,“大数据”意味着一个数据平台为人们的衣食住行带来的商品比质、比价,而可能诞生消费观念与生活习惯的变化。例如,全球商品的数据展示下,地方保护已无法阻止消费者“国内攒钱,国外消费”;虽然出租车司机偶尔会闹闹罢运,但数据交通催生的租车服务正打破行业垄断的坚冰。

但这还远远不够,消费者们还可以享受数据APP替他们的医疗、养老、入学乃至通讯消费所做的精打细算,而中美消费者与“大数据”开发市场之间的差别,其实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大数据”。

远古中国曾吃过数据上的“大亏”,喜欢将数字冠以浩浩汤汤、亿万民众描述的中国从汉代开始,统治者便面临缺乏准确而科学的数据支撑的难题,于是只能简单而均一布置帝国,再以统一动员替代民生万象。民权也往往隐匿于普罗大众之中,无法独立伸张,而沦为泛指。

相反,建国仅仅200年的美国成形于实证主义科学。在美国有一句话十分著名,那就是,“我们信仰上帝,除了上帝,任何人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在现代社会,中美两国经济情态、发展阶段也不相同,“大数据”的使用若从国家真正打通到民间,或许还要经历不同的历程。

在美国,经过近40年的争取,随着《信息自由法》的通过,美国民众获得了政府开放数据的待遇,而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还将数据开放作为“大数据”时代政府角色的一向准则。

2012年,奥巴马政府又斥资2亿美元,启动由国防部、能源部在内的“大数据发展研究计划”,以推动大数据的提取、存储、分析、共享以及可视化。而一旦这些技术成熟起来,对于一个长期自由放任的世界第一经济体而言,在“大数据”的监护下把选择与权利交给市场与民众,其实是最明智的选择。

在2013年6月,G8峰会签署的《开放数据宪章》规定,在保障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政府部门尽最大可能,无条件地公开所有数据。

我国在《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也制定了相似的时间表,2017年政府跨部门数据共享共用,2018年适度向社会开放数据。

而中美两国在“大数据”时代的博弈,最终可以预测为谁将快速而平稳地通过“大数据”发展,将现有政府蜕变为一个执政高效,部门透明,让公众有更多知情权,让社会经济发展不再被人为干预,而通过“大数据”引导的现代政府。

但今天,中美的博弈与探索才刚刚起步。作为主导者的政府,究竟谁让“大数据”成为一针短暂的“兴奋剂”,谁最终让“大数据”成为促进国家肌体蜕变的“助推器”,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让我们想起我国总理李克强诙谐地的一句话,“人在干,云在看”。

(本文为中国日报网天下专栏独家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品牌总监,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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