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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新一轮中美贸易磋商为何备受期待
刘英
02月01日

正值中国小年时节,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带领中国代表团赴美进行中美贸易磋商。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上对延宕近一年的中美贸易摩擦按下暂停键后,双方高层进行的又一次重要磋商,备受世界瞩目。

中美贸易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走向如何从来都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事情,尤其是在当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硝烟弥漫,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之际,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贸易磋商的结果关乎世界经济稳定与否。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对中美贸易磋商充满了期待,期盼中美两国领导人以高瞻远瞩的智慧推动双方贸易谈判达成成果。

特朗普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美国利益第一。两年来将美国利益上升到了道德层面,希望全球都要为减少与美国的逆差而战。从2018年1月23日美国对进口的太能能电池板和大型洗衣机征收30%和50%不等的高额关税以来,3月23日对来自全球的钢、铝征收25%和10%不等的关税,美国对全球的贸易摩擦逐步加剧。

由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最大,美国首先把大棒指向中国,先后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高额关税和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并威胁要将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的关税提升至25%,甚至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五千多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

但中美贸易逆差是两国经贸长期发展自然形成的,是市场的选择,也是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展阶段不同所造成的结果,并非仅凭着一厢情愿就可以消除。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也需要与他国的国际贸易保持逆差,才能输出美元使之成为世界货币。美国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并不能解决贸易逆差的根本问题。

中美贸易逆差问题有待研究。通过仔细分析双方间的贸易数据就可以发现,在扣除统计误差及中间品贸易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数据就已经削减了大半,远远没有美国所说那么多。WTO前总干事拉米指出中美贸易逆差是客观形成的,不是说减就能减的。在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加剧的2018年,两国间的贸易逆差不减反增,而且增速接近15%,呈现加速上升的态势就是最好证明。

本轮中美两国贸易磋商,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主观愿望和客观需要。一方面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希望在建国70周年之际经济成就能够交出一份好的成绩单,另一方面,美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各种挑战,美国在20多亿美元债务,2018年美国再发债1.34万亿美元,超过2017年的5500亿的2倍还多,未来三年每年发债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债务堰塞湖高悬。减税效果已如强弩之末,减税不仅加重了政府的债务负担,其所带来的财政悬崖负面效果也开始导致政府关门等显现。而一年加息四次的货币政策也导致货币收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最为严重的是,贸易摩擦不仅导致中国对美投资大幅下降超过80%,而且美国对各国的贸易摩擦也严重抑制了美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直接影响了全球的贸易和跨境投资。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经济晴雨表的美国股市在贸易摩擦的压力下震荡走低、节节败退。在贸易摩擦的压力下,美股从高点大幅下挫了18.8%,全年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下跌超过2%的天数达到15天之多,纳斯达克下跌超过2%的天数更是创下了25天之多,历史罕见。深入分析,这些股市大跌的时间点恰恰与美国政府提出中美贸易摩擦直接相关。而在中美两国贸易谈判取得暂停的进展后,美股则出现连续的上扬态势。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伙伴和贸易伙伴,经济结构互补性很强,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深度交错,中美双方的供给与需求、经济与产业早已紧密融合,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美两国经济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和深度交融根本无法脱钩。以大豆贸易为例,在两国贸易摩擦激烈时,仅由于中国对从美国进口大豆加征关税就导致美国不得不给美国农民补贴120亿美元,而中国也要到世界各国采购大豆,但是在世界上既难找到中国这样一个对大豆需求如此之多的国家,也不容易找到美国这样生产和出口大豆如此之多的国家。四十年来中美两国贸易额从不足60亿美元提升到超过6000亿美元,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是全球都难以比拟的。中美两国作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需要两国继续坚定维护。

中美建交四十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美双方只有合作共赢,只有相向而行,才有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增长,这有利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期待中美两国贸易继续高速增长,不仅把中国这个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巨大市场,也与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一起共同努力,为中美两国的贸易与投资,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中美两国应有的力量。事实证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只能让两国及世界贸易、经济受损,得不偿失。因此在新年来临之际,中美两国所进行的贸易磋商令世界瞩目,全球都期待中美贸易磋商能够出有利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成果。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毕业于清华大学,此前在北京大学从事金融、产业及政策研究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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