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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洋:多谈些问题,少谈些成绩
李洋
02月21日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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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事物。传,由一方交给另一方。关系和交接之间有鹏程万里,也有深渊万丈。传媒重要,两个字,一览无余。

它漫无边际,又重如泰山。千百年的以身相许,是媒妁之言敲开的心扉。它静若处子,又动若脱兔。翻云覆雨间,可以毁百年基业于一旦,也可以挽狂澜于既倒。

媒体是这个虚无关系场域内的有形个体。自媒体是个人的精神王国。党媒则是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语与义的疆域。自媒体竞争,博的是眼球;一国媒体与另一国媒体的竞争,夺的是人心,比的是顶层谋略。

一年前,习近平用党性和融合串起了一篇有关国家媒体的重要讲话。给观察家们提供一个政治家看传媒的视角,给世界展现了一个崛起大国捍卫语义主权的决心,给中国的国家媒体创造了一整套可以推演开来的方法论。

媒体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壮大和改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历代领导集体都对媒体管理和运作有过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关怀的论述。中共能够领导中国取得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并走向富强,说明其媒体政策的成功。

习近平的讲话不仅是这一媒介理论序列的新发展,更是中共针对传媒领域出现的新问题的集中回应。换句话说,要保证大国崛起,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有一支政治坚定、本领过硬和善于创新的“媒体国家队”。

过去一年,很多媒体在坚持党性和融合创新两大领域做了不少工作。但真要纪念那次讲话,谈问题比谈收获更有现实意义。

党媒的党性直接关系到其导向作用。原则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本身的问题。人的思想觉悟有偏差,党性原则不强,再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都无法在效果端纠偏矫正。但影响传媒从业者思想觉悟的诸多因素中,有些与坚持党性原则显得格格不入,比如教育。

当代中国的传媒教育本质上是20世纪以来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新闻传播学科训练的更多的是术,而非道。高喊自由之前,很少关注限制;争取权利之前,往往忽视义务。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其小说《断头王后》中写:“她那时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新闻学毕业的学生,学得越好,踏出校门后向命运索要“礼物”的劲头就越足。

这种源自教育系统本身设计的问题同样存在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外语等专业中。媒体人中相当一部分毕业自这些先天渗透了西方意识形态传统的学科训练中。科学无国界,但社会科学范畴内的知识,本身就是历史、宗教、政治和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

很多人把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解为学术对政治的反抗,其实学术本身何尝不是政治?殊不知,独立,要经历多少桎梏;自由,要经历多少奴役。从西方学术本身内涵的政治中解放出来,是真正做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开始。

教育直接影响人的价值观。在一个自强崛起的大国,育人重在培养基于本国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场大脑中的战斗是一个不断“推倒-重建”的自我认识领域的革命,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阵地。

19世纪以来,西方推崇的西方中心论凭借技术、军事和商业优势潜移默化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独立、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广泛存在于不同文明体和文化类型中的价值观,逐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的道义制高点。仿佛谁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谁就是异端,宗教战争这套三四百年了还在侵蚀非西方国家人的头脑。

真正的独立,不始于自决,而始于自觉。

在西方引领世界的一二百年也是东方被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的过程。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名著《东方学》中写西方人眼里的东方人:“他们首先是东方人,然后才是人,但归根结底还是东方人。”反讽的是,在过去一二百年内,也是很多东方人不断美化、抬高和神圣化西方的过程。把奴役说成解放且不能自拔,这就是西方意识形态传播的成功之处。

中国不同于二战后崛起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它们无不躲在美国的羽翼下,在身份认同的困境和焦虑中习惯于以同盟为掩护的依附。从体量到文化,再到民族意志,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甘愿依附谁谋求发展的国家。即使在最困难的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依然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国家相处之道。

中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输出的不是侵略和歧视,而是技术、资本、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中国有雄心,没有野心,中国的文化基因里就没有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核苷酸”序列。相比中国的雄心,中国媒体的“作战能力”还显稚嫩,在全球范围内的议程设置能力还有待提升。

中国是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极为迫切。媒体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提升国家媒体在国内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也可以显著提升国家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内的战斗力。但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一个现实问题是从搜索引擎到新媒体的技术平台主要掌握在商业公司手中。传统媒体原本既掌握内容,又掌握渠道或平台,现在传统媒体能够控制的只有内容,而且还必须迎合平台传播的需求。

这种窘境在国家媒体的融合发展中也是绕不过去的坎儿。简言之,融合是技术与内容的无缝对接。但党媒姓党,渠道不姓党,融合总隔着那么一层窗户纸。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加拿大传媒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新媒体时代,渠道越来越成为信息本身,内容越来越成为平台的囚徒。

一个客观规律是,信息技术发展,分工只会细化。社会力量、市场力量的参与技术平台的创新是绕不过去的现实。你的内容要通过他的搜索、她的平台或者他们的渠道发布出去。目前所谓融合得好,主要指的是内容的新媒体化,而非平台的自主化,毕竟,另起炉灶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一种不可承受之重。

在新媒体应用比较发达的国家,大都通过有效的新媒体管理将商业属性的新媒体平台最大限度地框定在国家利益的边界之中,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不断向新媒体靠近。国家和媒体力量的相向而行,媒体的融合发展才能最大程度地将技术进步转化为媒体优势和国家红利。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国家媒体的崛起。一个伟大民族要有能力纪录自己的复兴。韬光养晦之后,中国更要有所作为。国家媒体不是旁观者,而是主力军。

习近平2·19讲话发布一周年之际,多谈些问题,少谈些成绩,才是纪念本身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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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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