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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杏坛讲稿:中国文学的道统文脉——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毛峰
03月02日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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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乃某一民族从其文明传统中汲取深慧、德操而呈现于人类灵魂之特定精神形态。举目四望,俯瞰全球,文明事业最高者,中华古典文明是也;揭示人类合理生活之深慧德操之最高者,孔子是也。

《杏坛讲稿》主研中国当代文学史,必溯源乎孔子:杏坛乃中国之圣坛、孔子儒家学说之最早集结地与发布地,人道光辉由此迸发,照亮黑暗全球,不亦博大瑰丽哉!

中国文学之道统,在儒家思想。

道统者,一切人道价值的本源、尺度、归趋之统系,井然不紊、颠扑不破,唯孔子儒家之“仁义”(道义)思想,足以当之。

文脉者,一切民族为实现其人道价值而合理展开之生命活动之记录、之脉络也,在中国,例分经史子集四库;在西方,则希腊罗马、中古基督教等诸教派、文艺复兴以来诸学派之思想脉络也;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必在本土文化的根基上,吸纳、再造西方文化,而灿然为新统、新脉者也。

钱穆《国学概论》伟伦倜傥,开宗明义曰:“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一语震破全盘西化派胡适、陈独秀等人斥责中国固有文明为“落后、僵死、封建、专制、野蛮、蒙昧”等无耻谰言,标举中国文化之人道性与进步性,可谓“乾坤只眼”,与之同道者,有辜鸿铭、陈寅恪、柳诒征、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民国七贤”大师。

一,文学总论

“文学”一词,创自孔子。

孔子设立儒门四教,在德行、政事、言语之外,赞许有统合、记述之功的“文学”,其俊逸弟子,有子游、子夏诸人。

子游兼政事与文学,政绩著称于儒门;子夏在儒门,为精通儒学之大师,同辈弟子如宰予之类,求教孔子“何谓仁、智?”,孔子简略答曰“爱人、知人”,宰予不解(该人不事深思而好浅近之问、浅俗之辨,且有昼寝恶习,与今日大学生极其类似),转而求教于孔门高才子夏,子夏告以“富乎言哉!选于众,则不仁者远矣”云云,将孔子“选贤与能”的古典宪政思想揭示无遗(详见钱穆《论语新解》),可见子夏善于深入钻研孔子片言只语背后的深广意蕴,超出浅学俗流不知凡几,故而在孔子去世后,巍然名家;魏文侯尊儒,拜子夏为师,其子魏武侯亦拜师受学,父子共尊子夏;子夏援引学生田子方、段干木等人执政魏国,儒家声望一时陡增;子夏门徒众多,将儒门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予以编撰、写定,便于流传,柳诒征《中国文化史》谓“子夏为儒家文献传承之大宗”,可谓得之。

1,文学者,统合知识碎片为浑全整体

孔子曰:“言而无行,吾失之宰予”云云,予昨晚(2017年3月1日)研读《阿瑟·米勒论剧散文》(三联书店1987译本)一节“作家多而剧本少”(原载于1952年8月10日《纽约时报》),恍然大悟:从古至今,富有真知灼见者、能进行文化创造者,总是微乎其微;绝大多数人是跟着权势、俗流“瞎起哄”者。以往,这些人甘愿为“下里巴人”而不窥庙堂,距“阳春白雪”于千里之外,雅俗相安而各自为乐;今则不然,伴随大众传媒和高等教育的病态膨胀,这些浅俗之人,蜂拥挤入传媒话语和大学讲堂的高端门槛,不读书却评议滔滔,不深入研究却在传媒频频亮相、出席如仪、自封权威,一时间《鬼吹灯》及其续作、《锦绣未央》等身价过亿,写手、专家多如过江之鲫,“宰予之患”遍布全球,其游戏规则为王朔率先予以揭示:“我是流氓我怕谁!”

方今具体到“文学史”、“文化史”、“哲学史”之类多如牛毛的高校教材、专著、核心期刊论文者,大多为“宰予”辈所设立,“作家”(写手)林立、标价亦不菲,而货真价实的作品却甚少,能挺立于时尚潮流之上的作品,更如凤毛麟角——曾记得北大某次博士生考试,谢冕、洪子诚等人竟以《桑树坪纪事》(剧本,作者早已忘记)和《心灵史》(小说,张承志作)为考试题目,岁月之潮把这些作品淘洗得干干净净,无人记取之;当代文学,唯剩《茶馆》(老舍)和《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等少数尚能勉强挺立,其余则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适足以评价当代文学史也。

读者诸君,试闭目沉思:

从小到大,学了、考了、遗忘了无数有关“知识”的标准答案,但你是否拥有真知灼见,即对这些知识得以产生的背后的事物统系,它为什么得以如此的“秩序”,有所领悟呢?你必定如哈姆雷特一般叹息:“空话、空话、空话”而已!

《尚书》曰:“经天纬地谓之文”;《白虎通》曰:“学之为言觉也”:文学的本质,是对天地之经纬、古今之秩序(文)产生出一种根本的觉悟(学),予所谓“深慧、德操”是也。儒门四教,文学统之。文学要直面的是:一个具有内在本体(道)的、价值自足(德)的“世界”是如何建立的?(孔门所谓“德行”)这一世界如何加以言说(“言语”)?这个世界如何贯彻在日常生活(“政事”)中?

文者秩序,献者显出,文学之事乃圣贤之事,圣者感通之谓也,即对一切时代(!)的生命经验,深深加以体验、感悟,进而奋发飞扬一己之生命,与这些古今中外的生命经验贯通为一。

不复以启蒙-实用-科学主义荒诞妄设的古今、中外、人我、体与用、道与器、自然与人文等等人为错置的虚妄分别,为自己画地为牢,融入那“一”,即宇宙大生命之中,获得幸福、广大、自由与美。

2,中国(古典)文学者,致广大而尽精微,彻悟万物自得之大道,予谓之深慧、德操

所谓“深慧”者,不同于启蒙-实用主义津津乐道的“工于算计某人或某阶层的权利、利益或便利”的“量智”(比量、算计而生的浮薄之智),而是足以安稳一个人、一个族群或全人类的“深根宁极”之“道”,一个能“安身立命”的深沉智慧(性智,熊十力首倡之);

所谓“德操”者,不同于现当代宣传机器所谓“公民道德”之类底线伦理,而是从内到外滋养人的整个身心、整个生命的道德情感(孔子谓之“仁”,即与宇宙万物的深厚同情),严格的道德操守不是从外在强加的,而是从内心油然而生的(德者,得也,从万物的核心处、美好根源、广大自由之根蒂处萌生而出,滋养身心,创获无穷,自得之义);我所谓之深慧、德操,不可能从工商科技知识中获得,只能从文学(文史哲艺术等儒家“六艺”中获得。)

3,独立的、醒觉了的自我,能与一切时代并立、同在、共生:中国当代文学之鼎足三分

独立的、觉醒了的、在道德与人文意义上完全自立、自足、自我决断的“我”,与一切时代并立、同在、共生,谓之“当代”。

中国当代文学,因此鼎足而三分:

第一类,以传承古典传统为志向的、继续以古文写作的中国文学,垂为中国文学、文化、风教之正统,谓之古文文学也。其伟大的文学传承,凝结为“民国七贤”之不朽著作,尤以陈寅恪的诗与文、钱穆的史传与散文、马一浮的诗文、梁漱溟、熊十力的哲学写作、柳诒征的文化史写作、辜鸿铭的哲学文化写作、翻译写作等为当代不可企及的文学巅峰,其精神支撑,是经史子集四库;

第二类,译文文学,作为重要旁支,以朱维基译《神曲》、梁宗岱译《随笔》、冰心译《吉檀佳利》、楚图南译《草叶集》等为典范,伟大支撑是希腊罗马以来西方文献;

第三类,“白话文文学”,简称白文文学,因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错误判定古典文学是僵死的,斩断中西古典传统的精神支撑,迄今成就不大。1949-1979当代文学是被极左思潮扭曲的文学,成就尤其不高。

简略区分,1949-1966年文革爆发前,所谓“前17年文学”,以被极左思潮极度扭曲了的“批判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为主体;1966-1976年,文革爆发,造成十年空前浩劫,文学、文化一片空白;

1976年,伴随文革结束,伤痕文学出现,反思文革的文学作品毅然兴起。

1980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涌入,海子、骆一禾、戈麦、北岛、顾城、杨炼等作者,为一时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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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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