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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风:惓惓之忱读韩愈
说天下
09月13日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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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为韩愈撰写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开篇第一句写下了这样的定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时隔近千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讲:“苏东坡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韩愈——百世之师。跨越千年,仍让人难以忘怀,其道德文章、情怀品格,仍能汇入一个民族的追求和梦想。这禁不住再次激起我仰视高山、瞻望北斗的一腔热望,不得不带着一如皈依的心灵去叩谒这位“百世师”。

初识韩愈,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参军前,我生活在冀中平原的农村,艰苦的劳作和贫困的家境未能泯灭我对知识的渴求,劳作之余借遍了村子里所有能借的书来读。于是,博得了本家族一位饱读经书的爷爷的赏识,经常耳提面命,讲授古圣先贤,爷孙结下忘年之谊。参军后,族爷殷情关怀,与书谆谆教诲。我至今保存着让我终身受益的那封来信,也由此与韩愈结缘。信中如是说:“吾孙披戎装寄壮志于军旅,需崇德问学,常读古人之书。百家之言甚为广博,惟《战国策》、《东周列国志》、《老子》、《孙子》、《论语》等需通览摄要,定大有裨益。更有《古文观止》,是为弟子必读之书。千年历史更迭,百朝盛衰兴亡,贤哲襟怀抱负,尽在这流芳万世的名篇中。吾孙当习学那些经天纬地的大文章以涵养身心 ,当比照那些气壮山河的大丈夫砥砺浩然正气。”在族爷的点化下,我醉心于习读古人之书,对《古文观止》更是独具钟情,逐篇精心研读。于此,我接触了韩愈其文,也走近了韩愈其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编入《古文观止》的文章最多,在全书220篇中有24篇,占十分之一还多。可见,韩愈在中国历代文人和历代古文中的分量之重、地位之要。于是,在我心中深深埋下了一颗景仰韩愈的种子。

八十年代初,我军校毕业分配到驻潮汕地区海军部队,这是当年韩愈的贬谪地。一次台风来临,按上级指令,我舰进入韩江锚地规避台风。台风过后,待命返航之机政委给全舰搞了一次专题教育——“舰在韩江说韩愈”。政委给我们讲述了韩愈被贬潮州后,造福百姓,兴利除弊,驱鳄鱼、释奴婢、课农桑、修水利、兴教育的诸多功绩。于是,埋在我心中的那颗景仰韩愈的种子被催生萌发。急不可耐,返航后的第一个周日,便约上战友骑了几十公里的单车,专门到潮州拜谒了韩文公祠。

此后,在我心中牢牢地结下了韩愈情结。无论何时何地,每当发现有关韩愈的书籍和诗文总要悉心拜读。韩愈在我年轻的成长历程中,充盈了我的精神世界,拓展了我的文化视野,丰厚了我的人生底蕴。

光阴荏苒。我离开潮汕20年后,2008年底回到老部队,看望老首长、老战友。难忘韩愈,约上当年与我骑单车拜谒韩文公祠的老战友,再次专程去拜谒。修缮后的韩文公祠,古朴清幽,庄重肃穆,置身其中顿生被化育之感。块块碑刻诗文,副副楹联匾额,诠释着韩文公的道德懿范和不世之功。“若无韩夫子,人心尚草菜”,“功不在禹下”,“泰山北斗”,“百代文宗”,“古今同仰”,这些碑刻、匾额分明在向后人诉说着这位高贤大德的不凡人生,让后人更清晰地看到那从遥远历史走来的艰卓跋涉的深深脚窝。

更值得庆幸的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严格遴选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近年相继面世。我第一时间购得并始终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拜读了这部翔实、系统、全面的《一代文宗——韩愈传》,对韩愈了解和认知更加具体、全面和深刻,景仰也更深更重,四十年缱绻之情在心底涌腾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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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韩愈年幼时极为不幸。

“天祸我家,降及百殃。我生不辰,三岁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实为嫂恩。”这是韩愈给嫂母荥阳郑夫人写的祭文中话,道出了他年幼时遭受的祸灾。

韩愈三岁时,任秘书郎的父亲韩仲卿去世。兄嫂抚养他到六岁时进京,十岁那年,任起居舍人的大哥韩会又被贬谪韶州(今广东韶关),韩愈随兄嫂千里跋涉到岭南。两年后,年仅42岁的大哥韩会又不幸病逝,失去了家庭依靠的一家寡孤扶灵北上,回到老家河阳(今河南孟州)生活。韩愈知道,不负父兄宿望,光耀韩氏门庭,只有走读书这条路。书读得越多,离长安就越近。书卷如砖石,只有靠它来铺就去长安的路。但是,无论韩愈多么刻苦,还是无法阻滞厄运的降临。时年,“五王之乱”祸及江北;“泾师之变”殃及两京,河阳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郑夫人深知,韩愈读书求学,事关亡夫重托,事关韩门兴旺,遭此兵乱,凶吉难测,于是决意南下,带小叔韩愈和儿子老成逃难到了江南宣城。韩愈在父兄亡故和颠沛流离的境况下生存、读书、成长,饱尝了人间不幸和多重磨难。

苦难历来就是成就伟人的“磨刀石”,不幸和苦难更激起了韩愈发愤苦读改变命运的一腔抱负。他在《县斋有怀》诗里写下了自己求学的进取姿态:“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犹嫌子夏儒,肯学樊迟稼。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在《答侯继书》中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旧唐书•韩愈传》说:“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不同寻常的苦难磨砺,出落了一个奇伟少年;不舍昼夜地发愤苦读,涵养了一个可畏后生。韩愈19岁那年,已是羽翼盈丰、一怀锦绣,终于带着他的抱负,踌躇满志地西去长安,踏上漫漫求仕之路。

(三)

韩愈的求仕之路历尽艰辛。

读书入仕,是韩愈父兄走过的人生之路。父亲韩仲卿学问官德俱佳,政声文名远播,大诗人李白为其作《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乡贤勒石立碑。兄长韩会朝职起居舍人,周旋于皇帝身边,接近权力中心,有“凤凰池上客”般的仪容和“阳春一曲和皆难”的学养,不仅相貌俊秀,且“以道德文章伏一世”。父兄是家族的荣耀,是韩愈人生的标杆。父兄的夙愿,嫂母的期盼,家族的责任,人生的理想,都融化在韩愈的生命中,鼓荡着他向仕途迈进的万丈雄心。

然而,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这位意气风发的才子。他从786年19岁赴长安,到790年三次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都落榜而归。难道真的是他学识浅薄、才力不够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由于制度的粗疏,唐代科举人为因素仍起很大作用,公开推举、私下托请、社会舆论、权贵干预等等都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科场取向。许多士子会在考试前通过温卷、干谒的方式,向有决定性影响的朝臣权贵纳献自己的作品,以求被赏识被推重。生在官宦人家的韩愈当然知道被推举的重要,但他不为所动。一是他到长安投奔的在朝中为官的叔兄韩弇随军出使边地,不久又被吐蕃杀害,失去了唯一可帮他疏通引荐的依靠;二是兄长韩会逝世后,几经离乱迁徙,家底已渐耗尽,赴长安所带钱两无几,指望叔兄和族人接济也全然落空,他很快陷入了落魄境况,又怎能去温卷、干谒?三是他有强大的自信。他不信邪,虽囊中羞涩,但底气十足,深信13年苦读将会换来金玉满堂十万莲花,正像他《出门》诗中所言:“天命不吾欺”。他向已考中进士的士子请教,看到礼部的赋、诗、策试题, 竟说“仆以为可无学而能”,觉得自己不用学也能答得很好。

他在经历了三次失败后,对求仕之路总结道:“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至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惟为人耳。”皆因“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俗话说:“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还要有高人点步。”韩愈通过深刻反思,认清了“仕之不惟为人耳”的严酷现实,又得到了父亲的至交北平王爷马燧将军“科场如战场,虽百密不可一疏”的点拨,便尽力把自己的诗文抄写辑卷送给考官和当朝显要,以求推引。此间,他还写下了著名的《为人求荐书》、《应科时与人书》。他说自己类似山中良木肆中良马,只要有匠石和伯乐的观顾,立刻就能“价增三倍”。他还自比匍匐在地的怪物,求有力者翻转扶携,以改变烂在泥潭的命运,言之切而声不悲,虽是池中之物,却有凌云之志。他终于得到了主考官中唐名相陆贽和副考官力倡古文的中书省右补阙梁肃的赏识,792年25岁时通过第四次考试,荣登“龙虎榜”。

在唐代,考取进士这只是入仕的起步,要被朝廷任用,还得通过吏部考试。然而,吏部的考试人为因素影响更大,比礼部进士考试更难。韩愈在793年、794年、795年连续三次冲击吏部博学宏词科和方正贤良科考试,三次都铩羽而归。吏部考试不中,生活又没有着落,他只能低下头去给当时的三位宰相连续写了三封信求职求助,但都遭到冷遇。此时,没有人会在意这个落魄书生。

韩愈在长安漂泊了近十年,常常是食之粥汤,饥寒交迫,七次考试,六次落榜,个中滋味,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在他饱尝了生活的困厄、科场的挫折、心灵的磨难后,开始洞悉了现实生活的本来,看清了社会底层的真像,体察了科举场中的晦暗,知晓了人生道路的艰辛。客观上,他屡考屡败的艰辛经历,也促成了他连年苦读、厚积蓄势、学识大增。在长安的漂泊,让他获得了独特而又宝贵的人生体验和财富,对他日后的为文为人为官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

韩愈为文开山立派。

吏部三试不中,求职成为泡影,生活全无着落,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他只得两手空空回到家中。但上苍给他关上了一扇门,又给他打开了一扇窗。

796年,曾任过宰相的东都留守董晋兼任了开封节度使,他在京都任宰相时对韩愈的文名早有耳闻很是赏识,在组建自己的幕府时即派人征召韩愈入军,任命他为观察推官,相当于今天的副官。此间,韩愈多年练就的文才派上了用场。他受命撰写的《汴州东西水门记并序》,别致精到,开纪实类文体之生面,大受董晋赞赏,四处示人夸耀。是年,董晋又把全面主持汴州贡生选拔考试重任交给了初出茅庐的韩愈。他不负重托,所出诗题和论题完全可以与京师进士试题相提并论,所荐贡生相继考中进士,其文才学识令人刮目。

董晋逝世后,韩愈应招到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任观察推官。但是,韩愈的志向并不在此,入仕经世,一展平生所学是他不变的初心。再者, 该幕府“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外出”等制度规定,又让读书习文率性而为的韩愈极为郁闷。他上书给张建封提意见:你把我招入幕府,“非为其能晨入夜归”,是看中了我能干活,既然是用我来干活的,那干嘛非让我“晨入夜归”。于是,他不久就辞职携家眷回到洛阳。

800年,韩愈带着自己的渴望、抱负和六次科场失利的余悸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终于在801年34岁时通过铨选,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步入了政府机构,执教国家最高学府,官从七品,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长安梦。

国子监主掌国家教育,对社会风习、民心教化具有标示意义和导向作用。韩愈一生四次进国子监任职、一次自请外放东都洛阳国子监执教。这是韩愈一个重要的人生舞台。作为传播教育的文人,韩愈在国子监冷静审视社会病弊、深入思考人生要旨、严正拷问官场宦途、细心体察百姓疾苦,在这方舞台尽情挥洒平生所学所历所思所感,以匡时救世的强烈使命感传道授业解惑,树思想之高蹈,开古文之先河。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风,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一个时代,统治集团的好恶取舍,官宦阶层的风尚诉求,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民众精神的现实状态,无不在那个时代的文章中得以照见。从一定意义上讲,文风就是统治集团风气、官场风气、社会风气的直接反映。骈文兴起于汉末,盛行于南北朝。是时,追求辞藻华丽、讲究对偶声律、无文不骈、无语不偶的风气大盛,文风堕落,文事颓废,文章丧失了“经世致用”本质功能。至唐代,其公文就为骈文,科考的赋作就源于骈文的律赋,社会和官场也流荡着追逐形式、浮夸奢糜的风气。韩愈开一代新风,竖起了复兴儒学、昌兴古文的两面大旗,敢为人师,广授门徒,用自己的文章和在国子监执教的平台传播心中的“道”。 在《答李翊书》中强调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德是文章的核心,文是德的载体,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诗之树、文之灯才能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激愤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这篇发起古文运动的代表作,鲜明地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为文观。这一理论观点,韩愈一贯秉持弘扬。他在《争臣论》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在《答尉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至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他还非常注重吸取历代古文精华,据载,韩愈“每为文章”,先读一段司马迁,为的是借一口气。正因他吮吸八朝之髓,故能振“八代之衰”;正因他深刻把握文之本质,故方得“声名塞天”。

韩愈写给弟子的《师说》也是昌兴古文的庄严宣示。他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命题,准确深刻地揭示了老师的地位作用。他还鲜明地阐发了“道与师,师与徒”的关系,提出“无贵无贱,无长无幼,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主张,倡导“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新型师生关系,响亮的宣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明理念,有力地抨击了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的错误观念和以“身份地位”取师的社会陋习,展现了他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才识。

韩愈常常把思维的触觉伸向历史的纵深,又把审视的目光聚焦在突兀的现实,对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困厄与显贵等进行理性思考,又把这些思想成果写成讲义教书育人。《原道》、《原性》、《原人》、《原毁》、《原鬼》等“五原”和《劝学篇》、《进学解》等著名论作,起初都是在国子监的讲义。他执着地坚守着传播“道”的精神高地,从实践到理论、从民间到官学、从零乱到系统,探索建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法典,在中国教育史上建立了不朽之功。

韩愈以奇崛雄健、恣肆汪洋、浑浩如海之文,无可争辩地走上了文坛领袖的地位。他在论、说、赋、诗、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方面都建树颇丰,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古文创作,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成为古文运动的符号;他的诗歌创作,与孟郊并称“韩孟诗派”,并独创了“以文为诗”的诗歌体例,还与白居易、元稹、孟郊、张籍等人在诗文唱和中创造了“元和体”;他在墓志祭文创作上具有卓越才华,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明代茅坤称韩愈《祭十二郎文》是“祭文中千年绝调”,古人多言:“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

韩愈作为中唐最杰出的文学家,其道德文章如日月辉耀长空,似山岳挺立大地。在他的身边汇聚了当时代几乎所有文坛精英,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张籍、李翔、皇甫湜、樊宗师、刘叉等高士大才,之于韩愈亦师亦友最是契交。他们才华横溢、诗文寄情、长吟短唱、放怀啸歌,装点出那个时代寂寥而又绚丽的风景,铸就了中国历史文坛上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

(五)

韩愈为人情深义重。

嫂母郑夫人,对他恩比天高,但他十年漂泊却未赢来一官半禄奉养嫂母,嫂母在贫病交加中去世,韩愈悲痛欲绝,几天里长跪墓前,涕泪交零中为嫂母献上亲写的祭文,服丧五个月后才回长安求仕。

韩愈与侄子老成,年岁相仿,伶仃江南,患难与共,情胜手足。韩愈时刻惦记着老成,牢记儿时“苟富贵,勿相忘”的许诺,征入汴州幕府释褐初加,日子并不富裕时,就把老成从宣州接来同住,近一年后又让老成把家眷接来。老成是他一路进取的见证,也是他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路标。嫂母不在了,他把老成视为最亲最亲的人,然而老成却先他而去。人世间的至情至义、彻骨之痛和无边悲凉在他心中漠漠弥漫,他拿起笔,“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真情大爱和着血泪流淌,写就了千古名篇、不朽典章——《祭十二郎文》。

韩愈与柳宗元其文才可谓双峰并峙,又如一篇文章的上下篇,同样精彩,但不能重叠。他们在京都备考时相识,后又同为监察御史,才子契交,惺惺相惜。但他们的政见不同,柳宗元是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的骨干,与王关系密切;韩愈反感王叔文的为政风格和为人品质,与王关系疏远,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情。韩愈被贬阳山,他深疑是柳宗元、刘禹锡密告他私下诟病王叔文及权臣、宦官所致,一种被朋友出卖的愤怒和怨恨深埋心中。“永贞革新”失败,核心人物遭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此时,刘禹锡流放朗州南下,韩愈却遇赦江陵北上,二人在岳阳不期而遇。刘禹锡道出他被贬的实情:韩愈出任董晋幕府时,宦官俱文珍任监军,韩愈受命写了《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奉恩公董晋之意,韩愈盛赞了宦官俱文珍。王叔文的革新集团与俱文珍的宦官集团明争暗斗、你死我活。王叔文欲交结韩愈,但韩愈始终没去拜见。故而,王叔文猜疑韩愈与俱文珍有私谊。当韩愈上奏《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为幸臣所馋”时,王叔文或也从中弄权,韩愈以莫须有罪名被贬。柳宗元曾劝嘱刘禹锡说,对韩愈不需去做辩解,跟韩愈的友谊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证明。因疑获罪,因疑生隙。韩愈释然。刘禹锡作《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韩愈立笔写就《永贞行》一诗相赠。尽释前嫌,韩愈对柳刘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此后,他们成为一生一世的挚友。在柳宗元流放永州、柳州期间,韩愈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蛮夷之远,都用真挚的友情给他送去温暖、送去慰藉、送去达观的襟怀、送去不息的理想,用真情的光焰去照耀他晦暗的人生。柳宗元去世时,韩愈已从贬谪地潮州量移袁州。柳宗元临终托后事于两位好友,托刘禹锡料理后事,托韩愈抚养次子。此时,正值刘禹锡母丧扶灵北归,且是丁忧之身,禹锡只得把宗元丧事全权托付韩愈。柳宗元棺椁到达袁州时,韩愈率全家出城相迎,设坛相祭,偌大袁州盛不下他对柳宗元的悲切怀念,在泪水和烛光里为好友写下祭文和墓志铭。祭祀三日后,韩愈命侄孙韩湘代他扶棺送老友归葬故里。依嘱,他把柳宗元的次子周七留在身边,视为亲生,抚养成人。他撰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后由苏东坡书写刻于碑,因是“韩文柳事苏书”被后人称为三绝碑,现珍藏于柳州柳侯祠,见证着韩愈对朋友的深情厚意,也见证着这两位文坛巨擘至死不渝的深沉友谊。

韩愈的深重义气、耿介性情,在为元稹、李贺上奏中可见一斑。是年,元稹应召回京,途径华阴敷水驿,驿馆见朝官来临,便安排在上厅入住,刚住下,宦官刘士元恰也来到,驿馆只得安排其在下厅住宿。中唐宦官专权时风正盛,刘士元是宦官集团首领俱文珍的重要党羽,骄横跋扈惯了,听说上厅住的是七品朝官,勃然大怒,带人闯到上厅,不待开门便一脚踢开,正要睡下的元稹见是大宦官,便穿着袜子向后厅躲去。刘士元紧追不舍,跟侍者要弓箭,侍者没有,便脱下靴子向元稹头上掷去,元稹一回头,靴子正中鼻梁,顿时鲜血直流。宦官打了朝廷命官,宪宗不问曲直,竟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对刘士元却没给任何惩罚。消息传到东都洛阳,韩愈拍案而起,立即奔走呼号,连夜上书朝廷,力保元稹,力抨宦官,力陈元稹无辜受辱且忍气吞声,全是为了维护皇帝尊严,而刘士元纵暴逞骄辱打朝官,全是给皇帝抹黑,若放纵宦官,必危害社稷。措辞严厉,话锋如刀,犹如一道犀利的战斗檄文宣布与宦官集团彻底决裂。须知,是时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权势日炽,得罪了宦官集团也就给自己的人生仕途带来极大风险。韩愈不畏强权,仗义执言,其风骨品格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李贺,有“诗鬼”之称,写出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唱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韩愈欣赏其才华,鼓励他考进士。李贺到长安参加科考时,因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犯讳父名,不予参考。韩愈激愤难当,为之奔走呼号,还专门写了《讳辩》一文为李贺抗争。文中写道:父名晋肃,儿子不得考进士,倘父亲名仁,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周公作《诗》不讳(周公父名姬昌,周公有“克昌厥后”的诗句),孔子不偏讳二名(孔子母亲叫征在,他也写过“宋不足征”“某在斯”),曾子不讳皙(曾参父名皙,他也说过“昔者吾友”), 大臣奏疏谁也不避讳“浒”与“势”(唐高祖皇帝祖父名虎,太宗皇帝名世民)。韩愈对 “二名不偏讳”和“不讳嫌名”给予了正确诠释,用古圣先贤和当朝大臣不避讳的例证,痛斥取消李贺考试资格荒唐至极。韩愈之怜爱朋友、惜爱人才,足见其慈心光明、襟怀日月。

“士穷乃见节义”。这是韩愈写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的话,这又何尝不是说他自己呢?韩愈在三考吏部不中最为穷困潦倒时,意外地得到了一幅名画,但不明作者是谁。他视此画为珍宝,随时带在身边见示行家,意在弄清此画的来历。回河阳老家时,与偶遇几个客人谈论起画作品格,之间,他便拿出此画以供谈资。此画是反映军旅行伍生活的长卷,既有阎立本宫廷画派之严谨宏阔,又有吴道子灵动飞扬之潇洒,其题材之大、表现力之强、功力之深又不在阎吴之下。众人惊愕,纷云:“此乃神品,百金不换,若献朝堂,或能加官进爵。”只有一耄耋老者告老还乡的赵侍御沉默不语悄然落泪。赵侍御抚其画作,犹见亲人,一连说出了画作各组的人物数、动物数、器具数及不同画法、不同形态、不同颜色。当场验证,几百个数目无一差错,众人愕然。赵侍御告知:原画作者为阎立本之父阎毗。太宗西征吐谷浑、高昌时命画师随军采风,此画即为战事归来实录,大受太宗赞赏。他自幼有志丹青,颇有画才,迁就浮生不得已科考入仕,成为朝中侍御,然而却放不下一生所愿,闲暇习画不止。身为侍御有机会接触到了这国藏画本,借出来用了三年时间临摹。每将临,必沐浴焚香,施之以礼,专心绘事,三年不与妻行周公之礼。临摹成画,竟可乱真,满朝轰动,玄宗帝要去观赏大为赞赏。他视此画为生命,不料在二十年前去南方巡察时丢失,原画作也早在“安史之乱”后不知所终。二十多年梦里寻踪,魂牵梦绕,彼此交融,现在他没有能力辨别眼前的画作是真品还是仿品,惟求韩愈割爱两载,他重金聘请当朝名家临摹后奉还,以了此生心愿。

韩愈见赵侍御动情至深,十分感动:自己爱此画如珍宝,赵侍御爱此画如生命,他有缘一见平生所爱,定会再难忘怀。他不能专事钟爱的画业已是一生之痛,偶见所爱却又复失,岂不苦上加苦。他比自己更懂也更需要此画。如果不遇到赵侍御,韩愈将此画或许留子孙、或许换百金、或许换官爵,如今机缘巧合,也算天意所受,他决意把此画送给了赵侍御。此事后来韩愈追记在《画记》一文。

韩愈在自己极度艰困时,将百金之物赠与一个素昧平生之人,却把困厄的人生留给了自己,其圣贤懿范可昭于世,其君子之风山高水长。

3

(六)

韩愈为官忠职爱民。

士子读书是为了做官。然而为谁做官、做什么样的官,却是人生立场、人品官德的根本所在。

韩愈的人生观基础是儒家学说。儒家倡导“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一切统治者必须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江山社稷才能稳定,以君王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才能巩固。儒家的“民本思想”深深扎根于韩愈心中,是他为官理政的根本立发点。

看看韩愈的两次遭贬。

韩愈历尽万苦千辛,进了国子监,书教得很好,两年后调任监察御史。职位变了,职责也变了。监察御史有“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的职责,品秩低而权限广,需要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作为从艰困中走来的韩愈,他的眼睛更多的是注视着社会底层。

在一次上朝时,韩愈被一群面色枯槁衣衫褴褛的饥民围住,乞要钱粮,并要求为他们请命。这些京畿诸县的百姓,遭受严重旱灾、霜灾,夏秋无收,官府大灾之年不减岁赋,他们没了活路,只得来拦截官员求其为民请命。韩愈哪能充耳不闻、坐视不管,散朝后立即去诸县乡下巡察。他走村串户,看到的是田园凋敝、饥民塞途、一片凄凉。有一告老还乡的县令,病饿而死,临终前嘱咐把棺材卖了交税。百姓的疾苦是韩愈最大的关切最深的痛,回京城立即写了奏章《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着重表达了五个意思:一是恭颂皇上。说:“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之多;上恩虽宏,下困犹甚。……陛下怜念黎元,同于赤子。至或犯罪当戮,犹且宽而宥之,况此无辜之人。”二是奏报实情。说:“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房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以输纳,无者途被征追。”三是找出原因。说:“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也。”四是论说利害,提出建议。说:“京师者,四方之心腹,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今瑞雪频降,来年必丰,急之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伏乞特赦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五是表明心声。说:“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有见辄言,无任恳款,惭惧之至。”客观上讲,这篇仅有277个字的奏章,韩愈不可谓不用心机,谋篇布局、遣词造句、陈事论理中都隐含着谨慎、谦恭、机智和忠心。恭颂皇上时提出请求,揭露权臣时开脱皇上,奏报实情时提出建议,恭顺谦卑中表明忠心。尽管如此,这份为民请命的奏章,客观上起到了状告京兆府官员和朝廷权臣不察民情、不报实情、欺上瞒下罪责的作用,必会招致奸讦。于是,初涉政坛的韩愈“为幸臣所馋”,十年求官两个月被贬,只得带着“民为重”的不灭理想走上贬谪岭南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之路。

如果说韩愈被贬阳山因起奏请免征灾民税赋,那么被贬潮州则是由于他敢向皇帝说“不”。

法门寺藏有佛骨舍利,三十年一开,从太宗朝始就有奉迎佛骨的先例。虔信佛祖的宪宗皇帝,决议在这三十年一遇的难得之机,把佛骨舍利迎入宫中供奉三日,然后再到各大寺院供奉。宪宗奉迎佛骨主要有两个意愿:对国家,祈求佛祖保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对个人,祈求佛祖保佑健康长寿、长生不老。奉迎活动声势浩大,仪礼隆重,从法门寺到距长安城三百里间都造坛设帐、涂金挂锦,白天金光闪耀,夜晚火树银花,人流不息,车马不绝。佛骨奉迎至长安,全城空巷,礼乐奏鸣,人声鼎沸,一片沸腾。贵族庶民都纷纷施舍钱财以求佛祖福佑,有的不惜重金,甚至倾家荡产。狂热的信众,有的烧顶灼臂,有的割肤沥面,有的蹈火焚身,有的匍匐膜拜,有的痛哭哀号,长安城陷入疯狂之中。

韩愈心潮难平,一种难以遏制的情感在心中涌流奔泻。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是中唐时期的三大病症,这都对中央集权、江山社稷构成威胁。在韩愈看来,只有用儒家学说才能匡政济世,只有用儒家仁义道德的力量才能消除社会纷争、凝聚天下人心、稳定江山社稷。但当时,佛教盛行,全国有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达到三十多万,他们占有千万顷土地,有数十万的奴婢和农奴为他们做工、种田。他们占有国家巨大的经济资源,却不用向国家交税赋,实质上是在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韩愈认为,僧徒日广,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待价而用,排斥儒学,坏我朝纲,致使民心凋敝、精神萎靡,人将不人,国将不国。作为有着坚定儒学信仰、视“重民忠君”为己任的韩愈来说,绝不会容忍佛教的昌兴泛滥。此时,皇上又大肆举行奉迎佛骨,韩愈感到此举祸孽深重、有百害无一利。为江山社稷永固,大唐朝纲永续,他不惜毁灭仕途,不惧杀头刑责,以一个思想家、政治家的胆识和勇气,提笔写下了《论佛骨表》,向佛教宣战,向皇帝公开叫板。

《论佛骨表》说:佛是自海外传入,上古并没有佛,诸皇帝不知佛为何物,但他们都能长寿。相反,从东汉佛传入后,凡崇拜者国运都不好、寿命都短,梁武帝信佛最后被饿死就是教训。由此来看,不信佛的长寿,信佛的短命。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百姓都跟着盲目事佛,弃之业次,百工不作,败坏世风,贻笑四方。如此礼佛,荒唐滑稽,劳民伤财。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应及早“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还说:“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最后决然向佛祖也是向皇上下了战书:“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刚刚与佛祖进行了三天灵魂对话的宪宗皇帝,正沉浸在与佛祖结缘、沐浴佛光的无比幸福之中。见此奏章,犹如晴空一声霹雳、当头一声棒喝、迎面一盆冷水,他万万没有想到,竟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公开向他叫板,恶毒诅咒佛祖,肆意贬斥皇上。盛怒之下,把韩愈等同于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立即传旨,革职查办,斩首于独柳树下。

在宰相裴度、崔群苦苦劝谏下,韩愈保住了性命,但获“流放万里,永不返京”之惩。他第二次踏上了贬谪岭南之路——流放潮州。

宪宗早朝收到韩愈的奏章,不到午时就下了贬谪诏书。在宣旨官的监督下,韩愈即刻启程。随后,家眷也被遣逐出京,重病中十二岁的小女死于驿站道旁。韩愈行至蓝田关,与追赶而来的侄孙韩湘相遇。风雪弥漫,铺天盖地;相拥而泣,滴泪成冰;胸中块垒,笔下波澜,韩愈写下这首浸透着悲凉、孤凄、愤懑、怨怼,读来不由让人心酸落泪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一个人在厄运降临身处逆境时,最能见其风骨品格。面对逆境,有人哀怨悲戚、心灰意冷,有人怨天尤人、满腹牢骚,有人自暴自弃、苟且偷生。韩愈不是,逆境面前,他中心底仍然燃烧着不息的理想火焰,以旷达的襟怀、远大的见识,让生命焕发出同样璀璨的光芒。

“阳山,天下之穷处也。”大山怀抱,蛮荒困闭,刀耕火种,言语不通,画地为字。但韩愈就是韩愈,他目光独具、匠心独运,窥见这里“上无趋步之折,下无朋党之扰”,正好舒展心志、挥洒才情、造福百姓。他首先把县衙的编制健全理顺,让一个瘫痪的政府很快运转起来。接着,多方勘察,确定“治穷先治山”的思路,实施“山上植树,山下造田”计划,在荒山野岭开展“大生产运动”,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播撒在大山深处。大山为之改变了模样,百姓把这无名山岗命名为“贤令山”。他时常与农人结伴淘鱼,赤足坦背,凌波蹈步,呼号欢歌,古之县令难有如此亲民之举,此情此景韩愈《叉鱼》诗有表。他不失文人本色,迅即恢复县学,在国子监时“五原”等系列授课又回响在阳山的山水之间。他还独创了“清谈式”教学法,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互动式、启发式”教学。一时间,岭南士子才俊纷至沓来拜师求教,他无异于在阳山办起了国子监四门学分校。

韩愈被贬阳山时才三十六岁,又是遭谗言被猜疑获罪,尚有量移返京之望,虽处江湖之远仍能惕励奋进。然而,被贬潮州时他已五十二岁,而且是忤逆皇上获罪。丢了几十年奋斗得来的刑部侍郎、四品大员的官位,流放海隅,家破人亡,仕途走到了终点,归宿只有一个——终老岭南。此时,韩愈还能否保持强大的生命张力放歌前行吗?韩愈毕竟是韩愈,他一踏上治下的这方土地、一接近自己的百姓、一看到需要治理的山河、一想到该操持的生业,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他心中骤然升腾,一切的冤屈、忧伤、痛苦和遭际都化作云烟飘散得无影无踪。他在潮州为官八个月,干得风生水起、政绩卓然。

韩愈初到潮州就遇淫雨不停,蚕不成茧,稻不抽穗,他亲自撰写五篇祭文,率州县诸官五次祭于湖、祭于山、祭于庙,降下刺史身段把罪责都包揽在自己身上,祈求为无辜的百姓降福,可见一片拳拳爱民之心。鳄鱼戕害百姓,他以一个文人特有的方式撰写讨鳄檄文,拿出刺史威严限令鳄鱼三天内必须徙归大海,否则赶尽杀绝,可见其为政智慧之高妙。他致力农桑,筑堤凿渠、疏浚水道,遏制洪水,丰腴农田,可见其视民生之重。在他眼中,潮州是他的更是大唐的,他走入土著族群宣谕,使土著真正归为大唐子民,促进了当地民族的和谐融洽,可见其视野之开阔胸襟之博大。他清风衣袂,却拿出自己的俸银兴学办校,开潮州读书重教、兴学传道先风。他还借鉴柳宗元在柳州以工抵债的做法,释放了“典质”奴婢。

历史记住了他的冤屈,更记住了他的功绩。潮州有江,更名为韩江;潮州有山,改姓为韩山;潮州有树,冠名为韩木。于今,拜谒韩文公祠络绎不绝的人流,不正诠释着何谓“永垂不朽”、何谓“万古流芳”吗?

在韩愈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背良心、不浪费生命。宪宗朝,淮西叛乱,韩愈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坚决主张出兵平乱,并且一个文官干上了武事,做了宰相裴度亲统平叛大军的行军司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总参谋长。淮西平叛,韩愈以宏阔的全局视野、深邃的战略思维、过人的胆识谋略,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功不可没。裴度亲书“厥功至伟”四个大字送给韩愈,以示奖赏。在班师回朝的途中,朝廷即下诏提升韩愈为刑部侍郎、官从四品。穆宗朝,北方兵乱,蔓延燕赵,危及京畿,平乱无果,朝廷只得绥靖招抚。去乱军阵前宣谕无异于闯龙潭虎穴、走刀丛剑林,宣抚不成定死无疑。韩愈受命,义无反顾,千里走单骑,以衰朽之身赴叛军营中,不动一兵一卒,化除干戈,平息叛乱,在人生暮年谱写出“勇冠三军”的壮美篇章。这就是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我们纪怀古圣先贤,就是要寻求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魂魄,就是要汲取中华民族世代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就是要接受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熏陶洗礼,就是要倾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传承,就是要让古圣先贤的深邃思想、光辉人性、伟大人格成为我们今天的照鉴和导引。此文写作初心于此,四十年韩愈情结释怀于此。

作者简介:

周东风,河北河间市人,1961年12月生,1978年12月入伍,历任班长、译电员、舰务长、团师军政治机关干事、院校教员、学员队政委、训练舰部队政委、海军某指挥学院副政委、海军某基地副政委、海军某舰艇学院副政委等职,海军大校,正师级。曾就读汕头大学中文系、原海军政治学院政治机关班、国防大学联合作战指挥员班。率队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庆首都阅兵、支援广州第十六届亚运会、郑和舰出访等重大任务。多次参加全军会议材料和法规文件的研究撰写,参编教材《领导科学概论》《军事人才学》《社会学基础》和《军队政治工作实用词典》,出版专著《文道留痕》,刊发诗文百余篇,《战略素养,军事博弈的首要才识》《壮士断腕与刮骨疗毒》《“战争设计”必须要贴近实战》《人文素养,军事职业教育的基石》等文章被人民网、中国网、中新网、光明网、求是网、社科院网、中国军网、国防部网等多家官网转载。现居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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