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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祥:趣谈胡适
孙文祥
09月25日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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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我去了一趟绩溪县,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到胡适故里上庄镇瞻仰胡适先生的故居。 胡适先生一直是我很崇拜的人,这不单单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或是他为官从政的风云经历,我主要是敬仰他的为人和治学精神。胡适先生对人真诚有礼,待人宽厚和善,总是笑呵呵的模样,一派谦谦君子、儒雅学者的风度,总令人心存敬意!现在谈论胡适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民众,大家都在传说他的趣闻,称颂他的人品,赞扬他对新文化的功绩!中国知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周恩来的外交秘书李慎之先生临终前曾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众所周知,民国是一个出大师的时代,除胡适外,还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鲁迅等一大批大师,简直不胜枚举,让人眼花缭乱!产生如此多的大师,这跟当时的特殊历史年代有关。在中国历史上,凡遇到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都会出现伟大的人物。民国和战国非常相似,都属于国家混乱,文化繁荣的时期,因为这两个时期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战国是青铜时代跨向铁器时代,民国是农业文明跨向工业文明。在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梳理、批判旧时代的学问,创造、传播新时代的学问。新旧思想的碰撞,使得许多知识分子成为新道路的开拓者,大师由此产生。胡适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旗手,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为胡适,字适之,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另外,适在古文中是“去或往”的意思。因当时胡适名气太大,常有人拿他的名字做文章。有一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出了一道以“孙行者”为上联的对联题,试毕,答对者仅一人,所对为“胡适之”。 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工整有趣!这个考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胡适在积极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中,也受到不少的嘲讽和奚落,产生了许多趣闻。黄侃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弟子,人称“黄疯子”,属于守旧派人物,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问其故。黄侃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了,啼笑皆非。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无需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几乎贵了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胡适学识渊博,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不枝不蔓,恰到好处。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 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写的是:“胡说”。 引得哄堂大笑。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寓庄于谐,妙不可言。胡适有次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白话文大加颂扬,让醉心文言文的学生萌生了抵触情绪。一位学生突然声色俱厉地说:“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你们都试着写写,看到底那种字少?”十几分钟过后,学生中字数最少的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用了12个字。胡适却还是说太长,他的仅为5个字:“干不了,谢谢!”


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以创作许多白话诗歌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胡适写了首诗《朋友》,据说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发表于1917年2月号《新青年》杂志上,诗题改为《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意象清新,诗意浅露,在古诗今诗的交界处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所以后来胡适干脆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集》,打响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文化解放第一枪”。胡适还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这样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地介绍古今文字知识,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确实妙趣横生。


胡适的脾气是最好不过的,怕老婆也怕得非常彻底,除了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忍耐”之外,还大肚地为他人着想,何况是自己的太太,“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由此衍生他的家庭哲学“三从四德(得)”。所谓“三从”是 :“太太外出要跟从,太太的话要听从,太太讲错要盲从。四德(与得同音)是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发怒要忍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对于这个没什么文化的小脚女人, 胡适亦对她不离不弃,以至友人戏言:“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这对学识和个性天差地别的夫妻,从吵吵闹闹到认命厮守,有趣的故事实在不少。


胡适晚年的朋友唐德刚曾讲述过胡适大使任上的一件趣事。珍珠港事变前,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后者认为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卿和该馆馆长特地敦请中国大使胡适,并派大员相陪,同往书库查看。谁知这位大使是个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就看了个把钟头,把那些陪他前来而与善本无缘的外交大员和图书馆馆长冷落在幽暗的书库走廊,踱其方步。最后大使才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来,和这批要员们大谈其善本的经纬。这件小事,在他们所谓外交使节的圈子里都认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适我行我素而不自觉。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是位学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传为佳话了。真所谓“真名士而自风流”!

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徐志摩那样多情,郭沫若那样功利。在北京,胡适家里每到星期六总是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他尽力解答。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晓以大义。也有人只是去问候,他便报以零零散散的闲谈。客人辞别后,都有不虚此行之感。民国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交友之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与胡适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无人可及。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约,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一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啊”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胡适先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近现代中国唯一没有依靠政府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先生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文化的人,他的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今天看来,越来越有意义。他提倡的白话文,我们仍然在使用;他的“少谈点主义,多做点学问”的思想,依然值得肯定;他提倡自由,同时又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也值得我们去学习。最后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来形容胡适:适之先生的著作,我们可以继续研究,适之先生的风度,是不能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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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安徽省委江淮杂志社,党委中心组秘书、机关党总支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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