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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祥:学阀傅斯年
孙文祥
11月06日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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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人如果想身后留名、流传百世的话,单单靠文学作品是不够的,还得有故事才行,优秀的文学作品固然可以传世,可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们的逸闻趣事。细数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皆有许多故事流传。例如,提到屈原,你马上会想到端午节;说到李白,都知道诗仙一生与酒结缘;聊到苏轼,呵呵,他的故事多的去了,就算你一个都不知道,你总该吃过东坡肉吧。似乎一个人学识渊博,留下的往往不是学问,而是段子。远的就不说了,今天我们来谈谈民国著名学阀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学术界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留下了数不清的趣闻和段子。

要聊傅斯年,得从北大开始说起。傅在北大读书时,正值蔡元培执掌北大,蔡是前清翰林,但思想开明,作风民主,治校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另外,蔡元培以“学诣为主”,招揽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了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因为北大有良好的学风,所以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傅斯年就是其中之一。傅不但是学霸,他还广泛参与学校活动和事务,在同学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天生的学生领袖。其时,黄侃等几位国学大师都很赏识他,视他为得意门生,想让他继承衣钵。北大学生向来思想激进尖锐,对教授们的学术水平非常挑剔,一旦不满意,就会毫不留情地轰他下台。胡适初入北大任教授,年纪很轻,二十多岁,又因倡导新学,很不合时宜,受到学生们的抵制,想赶他走。傅斯年悄悄去旁听了胡适的几堂课后,很满意,回来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了。”由于傅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

傅斯年最辉煌的一笔,是五四运动期间成了学生领袖。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五四运动的旗手是胡适、陈独秀的话,五四学生运动真正抗旗的人就是傅斯年。当年,傅斯年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集合各校学生到天安门集会,傅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成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非常露脸的角色,一辈子的资本,足可载入史册。


留学英、德七年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当时的留学生大都是结婚后出国的,且包办婚姻居多,他们到西方见识了开放思想后,就有点“不务学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之事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目标的世风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傅斯年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情结。北伐胜利后,傅斯年高兴,找蔡元培喝酒。喝酒喝醉了,比赛说狂语,最后傅获胜。他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子,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从北冰洋到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在日寇威胁我国东北时,恰巧傅的妻子即将临产。一日,傅斯年对罗家伦说:“太太若生的是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罗家伦听后,一时没反应过来,问:“为什么?”傅答:“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罗家伦闻之愕然。日本宣布投降那天,傅斯年狂欢得像疯了一样,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等他回到寓所时,帽子没有了,鞋也丢掉一双。傅斯年的爱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傅斯年的第二任妻子叫俞大彩,是个才女,长于文学,写的一手的好字,作的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她尤擅英文,是英文教授,台湾作家白先勇和陈若曦都曾是她的学生。俞大彩出自名门,其父是俞明颐,其母是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伯父是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局、政界的俞明震。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哥哥,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导弹专家、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据说婚事就是俞大维这位长兄促成的。另外,她还有一个很牛的表哥,叫陈寅恪。因为她们家族关系复杂,我特地查了下资料,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俞大彩的亲姑妈,所以俩人是姑表亲,其兄俞大维娶了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属于近亲结婚),两家更是亲上加亲。她的亲戚里还有曾昭燏、曾昭抡等等,他们都是著名学者、教授。总之,傅斯年和俞大彩结婚,意味着与这一连串的精英成为亲戚,这是举足轻重,又非常有文化的组合,十分给力!考察中国大历史,官场上的政治联姻常见,如此有分量的文化人聚合在一起,还真是不多见。

所谓学阀,指的是凭借势力把持和垄断教育和学术界的人。傅斯年就是民国时期著名学阀,被称为学术界的曹操,一代枭雄。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他是第一任所长,而且一干就是终身。一般人弄不明白,这个所是什么机构,往白里说,就是学术大衙门,管的很宽,什么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都要过问,比今天的社会科学院更厉害。毫无疑问,称傅斯年为学阀一点都不过分,有志于做学术的人,还真不能不把他当回事。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傅斯年虽被称之学阀,是学术官僚,可是他一点不官僚。傅担任史语所所长期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他对北大和台湾大学的贡献也功不可没。

对于傅斯年先生的学问水平,我一直琢磨不透,要说他在当时学人中排顶尖的话,似乎也不是;说他不在顶尖之列的话,好像也不对,毕竟他管着许多顶尖的学人。那时的学人个个都很牛,没有两把刷子,还真镇不住。也许下面这段趣闻,可以让我们窥其一二。中研院筹备成立民族学研究所,拟聘史语所李方桂出任所长,李方桂坚辞不就。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委托傅斯年前去说服。傅不厌其烦地劝说,结果李方桂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应当做学问,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听后不但不恼怒,反而立即躬身作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过去我老觉得过于肥胖的文人,学问不会太好,总认为脑满肠肥会挤压人的思维空间,限制人的思想发展。后来看到古代也有很多文人很胖,例如,白居易、苏东坡就比较胖,便改变了观念。在民国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答:“我以质量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不过,关于傅斯年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个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傅斯年不但很胖,而且脾气也很大,大概是山东人的缘故,性格豪爽刚直,在当时,他有“傅大炮”之称。大炮果然威力很猛,曾有两任行政院长成了他的炮灰。民国政府的行政院长,搁在现在,就是国务院总理。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二人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蒋问:“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黯然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蒋介石很赏识傅斯年,也许蒋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要把傅拉入政府当官。当时国民政府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委员)。蒋介石曾与陈布雷商量国府委员人选,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抗战胜利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卸任,国民政府有意让傅斯年接任。当教育部长朱家骅前去说服,傅婉拒时,力荐了胡适。其时,胡适还在美国,傅便代理了北大校长,占着校长位置专等胡适回国。另外,傅还为胡适扫清了障碍,开除了抗战期间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被傅斯年开除的“伪北大”教授中,就包括周作人,他在抗战八年中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民国期间,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都苦心经营,对北大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傅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蒋梦麟)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罢了。”

傅斯年之于台湾大学,一如当年蔡元培之于北大,他的甘棠遗爱几十年不衰。傅就任台大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拒绝权贵子弟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在台大,傅斯年锐意改革,首先就是整顿人事,凡是不合格的教员一律解聘,对于高官要员举荐的亲友,他并不买账,宣称:“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开除。”傅校长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据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忆文章记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1949年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层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台湾警备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大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因人才凋零,格外重视傅斯年。蒋需要傅斯年这样有学术地位,又有行政才干与魄力的人,为其政府所用和装点门面。所以,蒋把傅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大校长傅斯年。傅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参加省参议会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胡适只比傅斯年大五岁,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是傅的老师。然而,从胡适初入北大开始,他俩交往了数十年,私人之间的友谊也保持了数十年。虽然傅斯年一直尊称胡适为先生,但在胡适看来,傅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胡适一生与傅斯年亦师亦友,胡适很少赞美一个人,然而除了称赞傅斯年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胡适还说过:“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眼界何其之高,而胡适在评价他的时候,连用了十几个“最”字,终其一生胡适再无如此评价过他人。胡适对傅斯年的盛评,自然充满感情色彩,不过,大部分评价也算中肯,并不过誉!

纵观傅斯年一生,他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始终坚持人格独立、学术自由。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傅斯年未曾屈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他不畏强权敢于发声,始终无愧于“五四精神”,堪称为一代国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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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安徽省委江淮杂志社,党委中心组秘书、机关党总支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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