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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博浪踵相踪 ——中关村改革与创业风云纪事
说天下
11月14日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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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回眸,40年再展望。中关村有着生生不息的“草根族”企业,有着老、中、青相济共和的创业家、企业家,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密资源、文化传承,有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惠泽,有着不懈进取、永不泯灭的中关村精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上,有着波澜壮阔,也有着艰难曲折,更铸就着历史的辉煌。40年前,在中国涨起了改革开放大潮,它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开端,扩展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今天深化到市场经济的全面综合改革。这股洪流以一泻千里之势,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澎湃激荡。它撞击着每个中国人的心,深入到寻常百姓家,令当今世界各种肤色的人们刮目相看。它衍生着许许多多的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交锋,新旧体制处于交叉路口。

作为一个学人、笔者、研究工作者参与其中,有幸看到中关村发生的变迁,有幸与投身改革开放领异标新、才智双收的中关村第一代民营科技创业者相识相随,感其艰难,欣其所荣。谨此随笔追念。

播火中关村第一人

民营,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被视为“下里巴人”,万般皆下品,商贾为末。国营国企是正宗上等。至于科研成果宁可成为礼品、样品、展品,却不能转化为商品,更谈不上知识分子办企业。忽如一夜春风来,改革开放大潮的勃发,震撼了中关村的知识分子。

1978年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理论观点。长期套在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枷锁被打掉了。科技人员在欢呼“科学春天”的同时,在思索如何成为“劳动者和社会财富创造者”。同年底,党中央决策“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实施改革开放国策,这就为中关村科技人员顺应改革开放大潮,走出科研院所,民办、民营,下海兴办科技企业,主体创业坚定了理论基础。

“春江水暖鸭先知”。最早受到改革开放大潮启发的是中国科学院的陈春先和王洪德。

陈春先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等离子物理学家。1978年至1980年前后陈春先3次考察美国“128号公路”和10多个城市的重要的核聚变实验室,他发现“真正的关键还在于充满活力的工厂、学校、研究所密切联系的体制”。“这里已经形成了几百亿产值的新兴工业,得益的显然是社会、国家、地区。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低,素质也不差,我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掘出来”。为此,陈春先决心探索在中关村类似美国和128号公路的技术扩散路子,于1980年10月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时任学会副理事长陈春先带领几名科技人员对外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服务部工作人员每月仅领取15元津贴。当时以“科学殿堂”之称的科学院,有人认为这种影响会产生负效应,学术带头人陈春先搞“歪门邪道”。陈春先一再受到指责和清查。1983年1月,新华社内参刊登了《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见成效》,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1月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1月8日,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为四化做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认真研阅的基础上,认为鼓励、激发科技创业者的聪明才智的时机已经成熟,必将迎来科技人员投身改革开放、大展宏图、创业创新的新高潮,遂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稍后《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务院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相继出台。30多年后,迄今党和国家出台一系列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关于民营经济和关于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的法规政策,都绵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光。

陈春先是一个智慧学者、思想家、燃灯者,他的举动影响了中关村发展的道路。在一般人们眼中他又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宽厚仁慈,不谙经营,“春先不争先”。1983年4月他办了北京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任所长,1988年创办了北京华夏硅谷信息公司,1990年与深圳大学创办了深圳华夏硅谷信息研究所,却一直艰难跚行。由于“内忧外患”缠上官司,甚至被非法羁押到外地。被称为屡败屡战的勇者。对此陈春先一直达观、清贫如初,他说,我有这么多经验,可以教育后来者。2004年8月,因心脏病发作遽然去世,前3天还说要再活20年,干到90岁。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都十分敬重陈春先,都认为陈春先为中关村创新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当年跟从陈春先的某个人,却自称是“中关村第一村民”、“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关村人”,是他和陈春先,而不是在陈春先带领下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称其是“中关村DNA”,是“中子流”,中关村创业群体都是在“中子流”撞击下才出来的,这无疑在中关村第一代创业群体引发哗然,匪夷所思,如此传奇?激浊扬清、正本清源成为中关村第一代科技创业者的共同呼声。

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合影。前排自左至右 : 京海王洪德、华厦陈春先、未来徐可倬、学者李国光、北大方正楼滨龙 ; 后排自左至右 : 中国民协副秘书长陆薇薇、学者彭树堂、华讯戴焕忠、康拓秦革、海华倪振伟、华海冯忠潜、科海陈庆振(2002 年)

科技报国、心系天下,把国家民族的需要放在首位,将发展高技术产业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为已任,这是陈春先和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所具有的共同精神,是中关村文化与精神传承下来的重要内涵。历史让陈春先的名字不朽。伴随这个名字闪耀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本身,更是无价的思想理念和创业精神。陈春先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学者,一位科学家,如同默默的黄牛,宁肯自己负重,从不说别人半点不是,坎坷一路,尚未成功;但他所走过的路,他的精神价值,无人可比拟。

矢志“五走”破藩篱

径路有别矢志同。1978年,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是一个擅长工程设计的专家。他经历了反右、拔白旗、文革等长达22年的历史磨难。1978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改革开放国策的激励催发了他独立自主创业的勇气。1979年,下乡知识青年返城成了国家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此时胡耀邦高屋建瓴地提出解决这个难题的战略思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称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此后,已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又系统地论述了知识青年到城镇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就业是“光彩的事业”,满怀激情地说:“对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为国家富强,为方便人民生活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敬意。”

正是受到胡耀邦讲话的感召,王洪德思想洞开,升腾出带领知识青年创业的强烈愿望。王洪德回忆:“当时正值国家引进大型计算机的时期,因为我长期在科学院计算所从事大型计算机机房设备研制和设计工作,曾被天津电工设备厂、天津无线电七厂、五厂聘为技术顾问。据统计,1978年前后全国需要进口大型计算机3000多台,计算机的附属设备防磁、屏蔽、超净、恒温、恒湿、稳压、稳频、供电设备、下气流装备等购买需要用整机1/3的外汇,估算仅计算机机房的附属设备约有14亿元人民币,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巿场。当时计算所知青社有300多名知识青年,每月工资不到30元。大冬天没有活干,围着火堆烤火,手都冻裂了。我看到很心疼,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给天津各厂当顾问工程师,我为何不能设计图,交给计算所工厂生产制造,再培训指导知青到全国各地计算机引进单位进行工程安装调试呢?1979年冬天我和知青社主任商量后决定由我领导培训知青,并把我设计好的图送到计算所机厂加工。我开始带领300名知青创业。”第一炮打响,南京邮电学院计算机机房工程完成后,全国许多单位都来要做机房工程,同时配套销售机房附属设备。一下子300名知青工资提高到60-90元。知青生活改善了,知青社火了。然而王洪德被扣上非法经营的帽子。

王洪德深深地感到旧体制思想封闭的大院太束缚手脚,痛定思痛,决定辞去长达26年的公职身份,毅然提出:“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如果聘走不行的话,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王洪德彻底告别旧体制,1982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改革开放4周年之际,王洪德带领7个科技人员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在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科技公司——北京市京海计算机开发公司,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费、自负盈亏的”全新体制,探索技工贸相结合的中关村企业发展新路。“我是第一个辞去公职,穿着背心裤衩净身出屋的。”王洪德曾回忆说。在中关村,当时从科研院所高校走出的科技人员,大都保留公职或停薪留职,唯独王洪德最彻底放下了国有的光环走向社会。1987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中南海接见王洪德指出,他是真正从零起步,一个普普通通知识分子创办企业。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图片自左至右 : 研究会原常务副理事长,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张碧晖 ; 天津大学教授陈士俊;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彭树堂;福州大学教授雷德森 (2018 年 )

在以后相当长时间,机房工程设计和配套设备安装及技术服务,成为京海的重要支柱产业。从1982年到1995年13年期间,京海在全国完成了l000多家计算机机房工程。包括中央系统、军队系统、京津沪粤等远洋计算机机房系统,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进口大型计算机的单位机房工程,特别是大型计算机的引进单位几乎都有京海的身影,京海集团成了全国计算机工程的主打品牌。到1999年京海集团的总产值9.2亿元。王洪德选择了一条和陈春先不同的路径探索改革,如果说陈春先是一个思想播种者,那么王洪德则是一个脚踏在中关村创业沃土上的实干家、践行者。两人殊途同归一个理念:探索改革,拳拳报国。

较之陈春先,王洪德是幸运者。王洪德历经三落三起,创业取得成功。王洪德曾说过“改革成功了,我们为时代树碑,改革失败了,我们甘做铺路石”。到1990年代中后期,京海已经发展成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骨干企业,获得“经济二十强”、“优秀新技术企业”、“首届全国高新技术百强企业”、“中国十佳民营企业”等。2002年,在68岁时王洪德又以中关村人的身份辗转来到珠三角惠州、江门等地,开始了“二次创业”,把中关村创业的核心价值观引伸到南海之滨,建立起惠民生、扩内需、促就业的新业态产业。“借调、聘请、调离、辞职、开除”王洪德的“五走”,迄今是中关村科技创业史上经典之笔。“五走”撕裂旧体制一道隙缝,使科技知识分子看到希望的光,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打破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仕途与官办,摒弃鄙商轻商弃商的陈旧观念。

大潮奔腾急,博浪踵相踪。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纷纷走出来创办科技型企业。从中科院相继走出陈庆振创办科海、万润南创办四通、彭伟民创办时代、柳传志创办联想(时称计算机所新技术发展公司)、金燕静创办信通、屠焰创办科理、王震西创办三环、周明陶创办希望、张家林创办中自、王殿儒创办长城钛金⋯⋯高校清华大学倪振伟创办海华、冯忠潜创办华海、张本正创办清华紫光、北京大学王选、楼滨龙创办北大方正(时称北大科技发展总公司);发明家蒋大年创办海通、王永民创办王码;军转干部戴焕忠创办华讯⋯⋯中关村呈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局面。

中关村创业现象——“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要求书记处组织调研,自1987年12月至1988年3月,中央联合调查组(由七单位组成)通过系统调查正式向党中央提交报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中央领导同志研阅并批示:“这篇调查报告很值得一读。建议印发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下周一)。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是讲情况和经验。第三部分是把中关村作为科学工业园(或新技术开发区)试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此事可以议一下。第四部分是讲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经验中,启迪我们如何解决科技与生产结合的一些思路,这一部分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很值得重视。”报告所提出的建议被采纳,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同意,批准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即试验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0年后中关村成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带动了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典范。统计数据揭示改革成果并告慰先驱者:1987年中央联合调查组调查时,中关村148家民营科技企业,总收入9亿元;园区成立第一年1988年即10年之际,企业发展到520家,总收入14亿元;2017年中关村企业总数逾2万家,规模企业总收入5万亿元,聚集了30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从业人员200多万人,其中大学以上学历约占60%,高端人才海归“千人计划”1343人,占全国的19%。中关村交出了无愧于改革开放,无愧于新时代的答卷。中关村40年是诠释中国改革开放,依靠科技进步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个缩影。

今天,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贡献了90%以上的新增长再就业,是中国经济保增长、惠民生的压舱石。民营科技创业者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优秀建设者。

甘愿蹈海献此身

王洪德曾说:“我们是坐同一板凳的弟兄。”在中关村,百战艰难献身改革与创业者的又何其多?

中国院走出了陈春先、王洪德,而在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有一位副教授为探索改革率先下海。1984年倪振伟谢绝清华大学校长的挽留坚辞下海:“我选择海华,离开清华”,创办海华科技公司。取名“海华”,海淀清华,取集体所有制,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地方经济架起桥梁。

倪振伟是中国顶级高等学府里在改革大浪中奋身蹈海的创业者,以民营科技创业,将地区经济振兴和高校智力紧密结合,成为国内最高学府走出来的民办科技第一人。倪振伟创办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之后,以他的人脉资源与创业实践凝聚了清华100多名教授、高级知识分子成为公司的兼职人员,海华总工程师清华大学无线电系茅于海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的冯冠平是当时海华的副总工程师等。

倪振伟做民营企业,不走官办的路,选择集体所有制,这在当时是旁门左道。海华坚持两条腿走路,推出自有品牌的电脑产品——海华航天个人电脑。嗣后又把握市场机遇,转型做寻呼,采用“农村包围城市”,开拓市场局面。

在公司发展的关头遇到坎坷,巨额资金被骗。倪振伟很豁达、宽容,原谅了上当受骗的副总经理。倪振伟说:“或许这就是我们为改革付出的代价吧,谁都没有经验,风险被他碰上了。”

2004年,68岁的倪振伟从海华公司退下来继续发挥余热。就在他继续为中关村创业谋发展图强盛之际,2011年7月因心脏病不幸逝世。这位性格鲜明的创业者令老朋友十分怀念。

继倪振伟之后,北京大学又走出一位创业者。楼滨龙,浙江义乌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并留校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教授职称。他是北大方正集团创始人之一,是首任总经理。

1985年10月,北大校长任命楼滨龙等3名教师筹办北大新技术公司即后来的方正集团公司,楼滨龙全身心地投入,从3万元开办费起步的艰难创业,经过7年艰苦努力到1992年北大方正公司成为全国知名度很高的中国高校高技术企业;1992年公司累计创利近2亿元,成为中关村业绩最好的公司之一;楼滨龙和他的同仁一起从没有产品到在完成激光照排系统控制器产品化、商品化、产业化,占领了国内外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绝大部分市场,赢得竞争优势。这项重大的技术转化成果,推动了我国印刷术的巨大变革,结束了千百年来的铅体活字印刷技术,实现了“告别铅与火,迎来光和电”的新技术革命。

在这项居功至伟的重大原创性成果转化中,楼滨龙与他的“黄金搭档”,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当代中国印刷业革命先行者、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两院院士王选密切配合,楼滨龙甘作绿叶扶红花。

北大方正创造了巨额的物质财富。应该说,楼滨龙是中关村自主技术成果转化的开先者。激光照排系统技术成果是王选教授为代表科学家的创新性重大贡献,但转化成果,实现商品化、产业化,则是楼滨龙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的功绩。王选名至荣归,生前身后备受敬崇,楼滨龙默默无闻,于2011年12月不幸去世。舆论与社会有一个共识和呼吁,在宣奖科学家、研发专家的同时,应当重视科技企业家的作用,科技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亟待确立。2017年9月,中央首次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文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楼滨龙等一批科技企业家为此追求、践行了一生。

戴晓钟,一个以生命为资本投入改革、历尽艰辛不惜身的创业者。1980年戴晓钟在杭州创办了杭州交叉技术应用研究所,1983年创办浙江精细化工业研究所,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项目。就在戴晓钟踌躇满志推动企业快速发展时,1986年5月杭州市委以“技术投机倒把罪”将戴晓钟逮捕,身陷囹圄836天。

戴晓钟的所谓“投机倒把罪”被列入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编印的全国十大冤假错案的第二大案件。杨纪珂等24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联名提出《请内务司法委员会对杭州市两院行使监督权的议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要求对该案组织调查:“不要以权压人,以法律为准绳,查清案情。”在国家科委和和全国人大的干预下,新闻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下得以平反,戴晓钟结束长达836天的冤狱。随即他就来到中关村重新创业。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十次会议通过,正式删除了从事技术市场活动等“投机倒把罪”。

中关村创业热潮感染了戴晓钟,他辗转到中关村再创业,创办成立了北京天然香妆品研究所,研发美容化妆品开发有机锗生物工程系列产品,创办《中国科学美容》杂志,正式公开发行,戴晓钟出任社长总编。

戴晓钟最早提出“美容需要科学,科学指导美容”,弘扬科学美容文化、提倡健康美容发展,是中国科学美容实业的开拓者。从1993年直到他去世,10年间从未停止过践行。他在全国组织了中国科学美容网络,开展科学普及、培训科学美容事业。进入新世纪,戴晓钟仍然不惜身体忘我工作。他的糖尿病十分严重,引发了眼睛病变和肾衰。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在考虑科学美容研修班毕业事宜。2003年3月20日,戴晓钟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66岁。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纪念改革开放给国家、民生带来繁荣昌盛、福祉的同时,人们有理由也应当缅怀那些“苟以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改革先驱的创业情怀,景仰他们的高风亮节,弘扬他们爱国奉献、敬业乐群、鼓励拼搏的精神,传承他们未竟的事业。

和衷共济骛高远

在中关村科技创业的发展史上,记载着几代企业家上下求索、奋斗不息、继往开来,从探索改革发端逐步汇入主流的历史过程;记载着新中国培养的一带知识分子在改革大潮中激流勇进,担负中华民族振兴伟大使命的过程。以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企业文化创新,引发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知识报国”、“科技报国”的伟大创举。进而在积淀科学民主、领异标新的中关村沃土上被发出排山倒海的创业力量。

在中关村创业先河的创业者队伍中,以陈春先、王洪德、柳传志等优秀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第一代的创业者,他们凭借个人魅力及百折不挠的勇气,率先擂响了民营科技发展的战鼓,撞击了市场经济大门。

第二代创业的中关村企业家,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催发了中关村创业新高潮。王文京、雷军、郑福双、秦升益等一批年富力强的创业者,他们虽然与第一代企业家的创业际遇、发展环境、文化氛围有着很大不同,但是秉承了第一代的创业理念,而且有着洞悉、把握市场的眼光,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企业生存、成长、发展的创业过程。

在世纪之交及21世纪初期,涌现出中关村第三代企业家,他们以互联网发展中的新经济创业为头筹,善于把中、西方创业理念和文化相融,有现代意识、风险意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海归”,如邓中翰、李彦宏等海外归国留学生。第三代企业家以其积极的汲取精神和开阔的视野,善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发达商业模式,带“泥土”移植,并结合本土特色“杂交”优势,进而创造了中关村特色的企业发展模式。当下新时代的中关村创业者,他们更年轻,更富有现代化意识,更多地以创客和众创空间新形式出现,全国众创空间逾5700家,以小博大。为有源头活水来,双创长续无竟期。

老中青科技企业家和衷共济、奋身搏击,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中,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和科技企业家是冲锋陷阵的“车马炮”。

在中关村创业的发展史上,多种力量和衷共济,奠定基业:科技人员主体创业,锲而不舍;地方领导通明贤达,真诚扶持;舆论与理论界激浊扬清,助力推动;员工团队奋力拼搏,行稳致远。进而积淀了中关村创业精神创新文化。

陈春先受聘高级顾问仪式。前排自左至右 : 任冉齐、陈春先、胡昭广 ( 北京市副市长 )、邹祖烨 ( 北京市科委主任 )、段永基 ; 后排自左至右 : 耿奎、张本正、王小兰、王洪德、李勤、季小兵、彭树堂 (1997 年 )

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重提中关村创业,就在于中关村40年改革开放发展史为人们和社会提供一个重大的命题与思考空间:紧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精神财富及理论与实践价值。厚德载物创造未来,应当成为当今时代、下一个40年,或更久远时间的企业和一切业态发展之必然。

40年历史昭示,中关村的科技创业破解了中国高新技术与市场经济资源组合的秘笈,中关村企业家找到了主体创业的价值观与科技进步、社会需求结合的答案,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切入点和倍增器。

40年回眸,40年再展望。中关村有着生生不息的“草根族”企业,有着老、中、青相济共和的创业家、企业家、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密资源、文化传承,有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惠泽,有着不懈进取、永不泯灭的中关村精神。人们有理由相信,历史将继续书写辉煌,中关村的惊世伟业更在明天!

作者彭树堂,系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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