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由于在“反霸条款”上的分歧，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不顺利。1978年，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中日双方都有意推动旨在缔约的会谈。但是，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准备再开之际，1978年4月中下旬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却使谈判险些夭折。此次事件在中日关系史上非常重要，也使中国日后对钓鱼岛的主权申诉产生了困难。
百船冲岛事件
1978年4月12日上午7点半左右，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出现了很多中国渔船。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那霸)的“八重山号”巡视船的雷达，发现了这些渔船，称“共有108艘”。其中，16艘渔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领海内。日本巡视船以中国渔船进入所谓的日本“领海十二海里内”为由，要求中国渔船退出该海域。此时，中国渔船上的渔民用粉笔在木板上写出“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有权在此作业”的大字，以示抗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钟。此后，中国渔船多次进出钓鱼岛海域。日本方面提出：台湾方面曾有过这种行动，但中国大陆方面这还是第一次。是否是因为追逐鱼群来到这里，还需要进行调查，如果继续侵犯日本领海的话，就要考虑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钓鱼岛事件由此发生。
虽然中日双方都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但是，鉴于当时日本已对钓鱼岛实现全面控制，而且由于在缔结和平条约上中方姿态更为主动，故日本政府有恃无恐，对此事作出强烈反应，不仅向中国方面进行交涉，有的日本政界要人还堂而皇之地提出：“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下同)出现的事态感到非常担心，政府将对此进行调查，希望中国政府做出回答。”此外，还有人担心：“从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的争端来看，尖阁列岛问题在将来终会成为重大的问题。”
4月13日下午，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田岛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秘宋文，要求中国渔船立即撤离钓鱼岛海域，遭到宋文拒绝。宋向日方表示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4月14日，日本外相园田直提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推进肯定会受到此事的影响……我觉得是中国方面错误地判断了事态，中方认为这样一来会再开和日本的谈判。中方对日方怀有误解。这种误解是双方的不幸。日本还有人提出，只要中国渔船“侵犯”领海事件得不到最终处理，就不能恢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甚至有人扬言：这次事件是“叫醒了睡着的孩子”，日本“自卫队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出动?”……要使用武力“立即拘捕来犯的渔船”。(非常不幸，以后日本当局对进入钓鱼岛范围的中国船只都是这么做的。）
同一天，日本驻华公使堂胁光郎就“钓鱼岛事件”向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表示“遗憾”。王晓云回答：第一，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第二，将要对有关事实进行调查。
4月1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在会见以田英夫为团长的日本社会民主联合访华团时，指出“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耿飚说：“这几天，你们日本的报纸、广播，再加上苏联的挑拨，说这是中国有计划的行动。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日本朋友，我们不是有意识、故意布置搞的，恐怕日本政府方面有人要借题把友好条约的缔结拖下去。至于钓鱼岛问题，是早已明确的，我们说是我们的；你们说是你们的，双方有争议。何必现在去争呢?将来慢慢解决，现在挂起来，我们不会去挑起这个麻烦。台湾那么大的地方还没有收复，先去搞钓鱼岛，没有这个必要。”耿飚进一步强调说：“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与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毫无关系，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友好。”耿飚的谈话，就钓鱼岛主权问题而言，明显表现出回避的态度，以及急于缔约的倾向。
由于中国媒体没有报道耿飚与田英夫此番谈话，因此，关于耿飚谈话的不同版本便广泛出现在外媒报道上。台北《中央日报》及《世界日报》均突出了“偶发事件”一词，认定耿飚此语即是“出卖钓鱼台”。钓鱼岛事件的发展以及耿飚的谈话，在海外华人中也产生了各种反应。有人认为：目前以反苏为当务之急，应该重视主要矛盾，联日反苏，早日签订中日和约；有人则指出：日本人对耿飚的谈话断章取义，而全部谈话的内容中国官方向公众“保密”，所以中方在这一回合明显处于守势，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事出有因
钓鱼岛事件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中日缔约进程中产生了冲击波。那么，钓鱼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中国政府有什么考虑，日本方面的强硬态度依据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要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过程中去探索。
钓鱼岛问题主要涉及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及相应的海洋权益问题。
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称呼并不统一。中国外交部对此称呼一般为钓鱼岛等岛屿，也曾经用过钓鱼诸岛这一称呼；中国大陆学者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称呼有钓鱼岛列屿、钓鱼列屿、钓鱼台群岛、钓鱼岛群岛或者简称钓鱼岛；中国台湾学者一般称钓鱼台列屿或者简称钓鱼台；日本国内一般称尖阁列岛或尖阁诸岛。通过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称呼，往往可以推断出作者所在的地区及立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最早是由中国人发现并命名和列入中国海防范围的。明朝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现存记载钓鱼岛最早的史籍。
日本方面从1879年开始对钓鱼岛进行实地勘测与长期考察，于1895年初作为无主地将钓鱼岛纳入日本领有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美国在占领日本的同时也占据了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在美日“冲绳归还”的过程中，美国又将钓鱼岛包含在归还的内容中，并继续向日本政府“租用”钓鱼岛附属岛屿中的黄尾屿和赤尾屿供美军使用。
中美“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中美关系开始松动，而中国方面的海外“保钓运动”发展到一定时期，出现了“统一运动”。很多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希望回到祖国看一看，加深与祖国之间的联系。在这种双重背景的作用下，加之中国政府对“保钓运动”的支持态度，一批批保钓人士组成访问团，回到祖国大陆。这些特殊的客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周总理有时还亲自抱病接见。
1972年10月的一个夜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日华侨国庆参观团。主客在拍摄团体照后各自入座。座位排为圆形，前后四排，第一排中间是周恩来总理。据当时在场的保钓人士孙正中回忆：周恩来总理在会见中谈到，海外侨胞发起保卫钓鱼岛运动，是一个很好的运动。这个问题出在签署旧金山条约的时候，蒋介石为什么不把它弄清楚?从历史、地理及法律上看，它都是属于中国的。最近日本的井上清教授也写了文章讨论这件事。这个运动是有前途的，大家还要继续努力。田中首相问我有关钓鱼岛的事情，我说现在不谈，因为它现在在蒋介石的手上，我们要考验考验他。中国政府对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的立场，已经发表过声明。希望海外同胞多供给资料，密切注意，不要让它有国际共同开采的阴谋发生。钓鱼岛与金门、马祖、澎湖、台湾，均为我国台澎地区，台湾问题不解决，这些其他岛屿也没有办法解决。台澎地区是中国的领土，是要一并解决的。钓鱼岛是台澎地区的问题之一，在与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才会谈判。
周恩来谈话的问题在于：既然认为钓鱼岛主权在中国，就应该由中国大陆跟日本人谈，怎么谈得上“看台湾方面的表现”？自认为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把解决领土问题的争端推给一个国内地区政府身上，无意中显示了对该主权归属并不那么热心；其次，既然是牵涉到领土争端的谈判，就不能放到签订和平条约的框架内去谈，因为领土争端与和平条约本身就是个悖论。正确的做法自然是将和平条约的规划与岛屿主权的争端实行隔离而不是进行捆绑；若将后者置于前者的框架内，总是对后者有实际控制权的一方得益。这就是此后在关于钓鱼岛主权的处置问题上一步被动、步步被动的原因。
所以，嗣后对钓鱼岛问题的处理空间狭窄，只能是口头声明主权、实际操作均按“搁置”主权处理。果然，邓小平在1974年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对钓鱼岛问题“暂时搁置”版本。
197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黑田寿男和中岛健藏时，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提出：(1)尽早排除一切障碍，实现条约的签订；(2)谈判在事务性协定签署后开始也可以，或与事务性协定同时并进也可以；(3)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为好——“谈判时，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最好搁置起来。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恐怕几年也解决不了。”
很显然，缔结中日和平条约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钓鱼岛主权问题的讨论已被列入应“尽早排除”的“一切障碍”范畴内，而当时的客观现状是日本对该岛屿群保持着有效控制。
自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后，国际舆论认为是中国政府主导了此次事件，此举是想在缔约谈判开始前织造钓鱼岛实际控制权中方可以随意改变的态势，以探测日本方面的容忍底线。
此外，根据日本长崎渔船“赖户丸”船长户摩胜的讲述，赖户丸自3月12日从长崎出发，13日在冲绳北方的农业渔区与近百艘中国渔船相遇，并在此区域和中国渔船一起捕了10天鱼。3月25日，赖户丸和中国渔船一起南下，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既然3月25日中国渔船已经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那么，怎么到了4月12日才被“发现”而演变为事件呢?
根据中方调查，中国渔船以往每年都会在此海域捕鱼。既然中国渔船多年来一直在此捕鱼，为什么偏偏1978年就成为“事件”了呢?
1978年6月，香港《明报》曾刊载一篇涉及钓鱼岛问题的“大字报”的文章。中日两国的有关专家在论述此次事件时，对此多有提及。《明报》是这样写的：
上海出现一张署名“同济大学新东方红”的大字报，标题是《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按这张大字报的说法，上海市水产局的渔船，以及宝山县、崇明县、川沙县水产局和渔业合作社的渔船，出航前召开了渔业和气象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市革委会副主任陈锦华对苏联在海上搞霸权主义和日本掠夺海洋资源进行了抨击。会议的口号是“发展海洋、增加生产、保卫祖国、反对侵略”。
参加会议的各单位的渔船从舟山群岛朱家尖起航，驶往琉球群岛。驶到尖阁群岛西北90海里时，随船出航的宝山县水产局干部打电报给上海水产局，问：“是否继续航行?”上海市水产局回电：“同意。”接近尖阁群岛时又一次打电报请示：“万一遭到袭击怎么办?”水产局答复：“在中国领海上捕鱼，谁敢袭击?反击嘛!”于是，民兵副团长牛海藤下达了“誓死捍卫中国领土”的战备命令。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市革委却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必须在24小时内撤离”的撤退命令，然而，几百艘渔船并没有按时返航，在这种情况下又宣布：“不愿撤离的，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
大字报公开责问：“当时是谁煽动他们去尖阁群岛的?现在又是谁在迫害爱国群众?”
有人用所谓“同济大学新东方红”这一署名，大字报行文中出现“尖阁群岛”的称呼而判断，这张大字报“很可能来自日本”，可能就是“日本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同济大学新东方红”之名伪造。这种说法就颇为牵强了。
平和收官
“睡着的孩子”钓鱼岛被叫醒之后，日本国内一时质疑声、喧闹声不绝于耳。日本国内的亲台、亲苏势力借钓鱼岛问题对中日缔约横加阻挠、挑刺。更有人指出“中共不承认尖阁列岛属日，就无法缔约”。
中日两国政府都不希望因为钓鱼岛主权争端而恶化中日关系。日本外相园田直认为：日中两国政府在日中关系问题上都是从大局出发，在这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4月22日，日本外相园田直称，在考虑了中国方面的反应及日本民间的多方面反应后，决定不再就此问题继续争执。27日，园田直进一步指出：“尖阁列岛事件已经解决。”此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筹划福田首相的访美之旅，钓鱼岛事件终于划上了句号。
5月10日上午，日本驻华大使佐藤和中国副外长韩念龙举行了100分钟的会谈，就中日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中，两人就中日友好关系在今后的持续发展，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如何沿着共同声明的原则而努力，表明了双方的态度。
1978年7月21日，中日两国开始就缔结和约进行事务性谈判。8月11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草案在北京举行的事务性谈判起草委员会议上最后拟定。当天下午，福田首相在首相官邸就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同大平干事长等自民党五位领导人进行会谈，并达成同意签署条约的一致意见。8月12日，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时，邓小平应日方邀请访问日本，互换批准书，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
两天以后，即10月25日，邓小平在访日期间，出席了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有关钓鱼岛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的此次讲话为中国方面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定下了基调：搁置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