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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绿色化”,赋予生态文明建设新内涵
陈新光
05月08日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其中首次提出“绿色化”,即由原来的“新四化”到“新五化”。“新五化”的提出,赋予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内涵,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美丽中国的路径和方向,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增加“绿色化”是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的新飞跃

“绿色”是形容环保、低碳、高效、和谐。“化”是指改变、革新、发展、教化。“绿色化”,意味着从改变自然观和发展观开始,驱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首次提出“绿色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制度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从大的方面来说,对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解释,大致形成了两个方向:一种认为,危机是由技术化、工业化、城市化等一般性原因引起的,与制度无关;另一种则认为,危机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尤其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产物,源自制度性缺陷而非文明发展的胎记。很明显,第一种解释为现代文明打上了“原罪”的烙印,使生态困境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二种解释却有着和科学发展、现代文明、历史进步一致的方向,为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积极的思考方向。马克思主义为第二种解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马克思主义区分了自在自为的自然界与“人化的自然”,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建立了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人及其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关系,实现了自然、社会与人的真正统一,前者体现为生产力,后者则集中体现为生产关系。马克思要寻求的是这两种关系的双重协调与和解。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要内置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解中,生态的和谐要通过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革新而完成。恩格斯也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为今天我们理解“绿色化”提供了基本视域,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

对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用形象的比喻我国先后经历了三个层次的认识,一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二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三是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也是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深刻变革。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中央和各地方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探索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入快轨道,据统计,习近平总书记60多次谈生态文明,强调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仅仅当作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是基于我国国情作出的战略部署,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后,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全面部署,对于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们要紧紧跟上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大势,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奋发有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乘势而上,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同时,建设美丽中国。

增加“绿色化”是提高国民经济“绿色化”的必然要求

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起,几乎与现代化相伴随,生态恶化开始挑战人类文明,甚至成为越发展越严重的文明垢症,每个走上现代之路的国家和地区,都遇到了生态的门槛。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人类能否走出生态困境,成为如何评估现代文明的关键性问题。如何解决这种困境,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理论的重要依据,生态伦理,随之也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维度。

目前我国资源环境方面的基本国情可以集中概括为两个问题,一是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加剧,特别是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二是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约束趋紧。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地、淡水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3%、28%;石油、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2014年已经达到59.5%、31%;特别是发展方式依然比较粗放,加剧了资源约束,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大气、水、土壤污染问题比较突出。据统计,2014年我国74个重点城市中只有8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环境容量,给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三是生态系统退化。森林总量不足,草原退化、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问题严峻,全国生态整体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用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的话说,“资源环境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最紧的约束、最矮的短板,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退不得的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启迪我们,生产不仅是个经济学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哲学范畴,人类全部生存活动都可以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它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也包含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后者是前三者的建构者和消费者。合理推演这个逻辑,生产方式的转变,天然内含着人自身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调整。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在时间上是同时的,在逻辑上则互为条件。

中国的GDP总量已在世界排名第二位,转变生产方式已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提出“绿色化”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国民经济“绿色化”程度、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已成“绿色化”的第一要务。中国应该更有能力发挥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缓解甚至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和裂隙。

当前,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就必须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坚持“绿色化”方针,提高国民经济“绿色化”程度,就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观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内,就必须用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增加“绿色化”是要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最严密的法规和制度

面对全球化环境危机和现代性生态困境,进行生态重建已是大势所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绿色发展”是时不我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对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具有重大意义。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和法律保护生态环境,正是当前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意见》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和制度体系,突出体现了战略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可以说是落实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措施更具体,任务更明确。其中关键是要健全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通过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对各类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意见》按照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16字”整体思路,提出了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10个方面的重大制度。

红线管控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关键制度。《意见》从资源、环境、生态三个方面提出了红线管控的要求,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一个是设定资源消耗的上限,合理设定资源消耗“天花板”;一个是严守环境质量的底线,确保各类环境要素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再一个是划定生态保护的红线,遏制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这其中明确提出,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的领导干部实行严格的终身追究制。目前,已先后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体系》、《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湿地保护条例》等条例、政策和规划出台,同时《水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环保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修订,则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法治体系,为实现“绿色化”的美丽中国,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制保障。

此外,在政绩考核方面,《意见》提出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大幅增加考核权重,强化指标约束,发挥好“指挥棒”的导向作用。具体来说,一是强化统筹协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负总责,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共同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工作合力;二是开展先行先试。注重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结合,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三是细化实施方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抓紧提出实施方案,相关部门要研究制定行业性和专题性规划和分工方案,逐项分解目标任务,推动每一项任务落实落地。

增加“绿色化”是要引领世界生态文明

当前,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制定实施促进绿色经济的政策措施,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了以绿色经济为主驱动力的新阶段。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绿色新政”国家,早在1872年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国家(黄石)公园。日本的“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德国的“绿色经济”研究议程等表明,经济的“绿色化”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这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中国发展需要“绿色化”,世界“绿色化”大潮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积极倡导生态文明的一些著名美国学者,如最早提出“绿色GDP”概念的小约翰·柯布、最早提出“生态文明”清晰概念的罗伊·莫里森、著名学者约翰·福斯特、菲利普·克莱顿和积极倡导生态文明的美国阿肯色里昂学院保罗·布伯博士都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承诺付诸实践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中国今后将可能引领世界生态文明。

早在2005年,长期致力于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的莫里森就在其著作《生态文明:2140——22世纪的历史和幸存者日记》中预言:“从2070年到2090年,中国在世界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莫里森充分肯定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前进方向,表示“中国领导人希望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增加投资,实现经济增长,非常期待看到中国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

克莱顿则指出,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推进中国成为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国家,中国有可能跳过西方过去200年间在发展进程中所犯的错误,采用后现代组织发展的原则进行国家建设。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从现代化之前跨越到后现代化时代。如果未来有,那只能是中国。从中国考察归来的布伯博士十分感慨地说:“我认为,中国是学习、了解生态文明的好去处,首要理由就是中国智慧能够避免西方的错误,并将生态文明理念写进了官方规划,即中国将来要超越工业文明最糟糕的方面,建成一个生态文明社会”。“这将昭示并引导整个世界朝这个方向发展”。

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绿色化”交流,是我国承担大国责任并顺应世界潮流的重要举措之一。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同与支持。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受到世界的赞誉。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绿色经济规则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设置等“里约+20”后续行动,主动施加中国的影响力,努力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和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绿色科技交流,将我国的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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