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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翻船事故与现代化风险
陈新光
06月04日

6月1日晚21时30分,一艘从南京驶往重庆的在长江中游的“东方之星”游轮在湖北监利水域沉没,游船载有458人,其中旅客406人。目前据央视6月4日6点最新报道,长江翻船事故已搜救65人,其中14人生还,51人遇难,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遇难人数将会不断增加。当下中国公众关注的核心是“东方之星”的游船究竟有多少人生还和遇难,如何尽早搜救更多生还者等,可以说现在是举国一片凝重。

中国官方应急反应能力极为迅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事故发生第一时间内迅速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务院即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搜救工作,湖北省、重庆市及有关方面组织足够力量全力开展搜救,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李克强总理立即批示交通运输部等有关方面迅速调集一切可以调集的力量,争分夺秒抓紧搜救人员,把伤亡人数降低到最低程度,及时救治获救人员。在事故发生十余小时后,李总理就已经出现在沉船现场指挥现场抢救,在现场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最新救援情况的汇报后,部署各方通力配合,抓紧落实紧急施救措施,并要求相关部门及时组织新闻发布会,每小时向媒体通报救援最新进展等重大信息。这是国家多年未遇的超大型江上游轮救援,国家的行动力和主流媒体注意力都在第一时间集中到救援上,这也使政府受到全力应对的一场严峻考验。

在互联网时代,一旦发生突发大事,特别是灾难事故,网上舆论很热衷于“发现”人为责任事故,一些人似乎将这一视角赋予了“政治正确性”,甚至天然地认为地方政府会把很多责任事故往自然灾难的方向淡化。其实近年来的国内重大责任事故,都受到了严厉的认定和司法追究及党纪政纪的处理,恐怕没有人能够举出一个重大人为事故被当成自然灾难处理的新近例子。网上舆论以怒相向的“政府官员瞒报事故”往往是基于过去记忆的想象,经过这几年的综合治理,那样的现象基本成为过去。

对长江翻船事故的追问

尽管如此,在国人关注沉船上乘客生还救助和为失踪者祈福的同时,我们依然不能回避公众对此次“东方之星”游轮灾难事故原因的探究。公众不禁会遇到暴风雨到底谁有权决定停航、为什么“龙卷风”会造成游轮瞬间倾覆、为什么翻船前没有发出求救信号、为什么船长和轮机长能逃生、为何获救者不多、为什么救援这么难等一系列疑问。据新华网报道,已被救起的船长和轮机长均反映船舶在航行途中突遇龙卷风瞬间而翻沉。对于突遇龙卷风瞬间造成翻沉事故的说法,显然让事故遇难的亲属和公众难以认定和接受。眼下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水下救援困难重重,亲属和公众最关心的不是翻船事故的真正原因,而是如何举全国之力,尽快在大搜救中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把拯救生命看作是第一要务,让亲人和家属焦虑的心灵得到抚慰。对于因游船突遇龙卷风造成瞬间翻沉的说法,更加难以让亲人家属和公众难以接受。因为大型游轮的设计和航行安全规章都考虑到了极端天气,驾驶游船的团队应当有应对一般意义上严重暴风雨的处置能力。遇有不可抗拒的超级暴风雨天气,当地海事部门应会发布预警,同时游轮的船长也有权作出中断航行决定。试举例2006年,国务院交通部发布的《高速客船安全管理规则》第十九条规定“遇有恶劣天气或能见度不良时,港务(航)监督机构可建议高速客船停航”。第20条规定“高速客船未经批准,不得夜航。确需夜航的高速客船,必须符合规定的安全航行条件,并报当地港务(航)监督机构批准。”就在2014年2月8日,因受长江水位低影响,武汉汽渡当日就继续停航,在此前因长江水位下降汽渡已停航5天。

公众要增强风险和社会风险意识

在经济全球化的网络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趋势,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资源开发利用的加深、网络通讯的普遍应用、人员交往和贸易增多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和自然界都进入了一个各类突发事件发生概率更大、破坏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阶段。人类社会面临的公共安全形势,呈现出多种灾难事故,包括人为的灾难事故频发、并发,灾害延伸蔓延,社会影响力大等特点。一些危机事件及其影响,常常超越行政区域甚至国界,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人们是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随时会发生风险和社会风险。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加强对公众进行风险和社会风险意识的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应对突发事件的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将公共安全网编织得更为牢固。刚过去的“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就是为了提醒公众,即使自然灾害难以抗拒,我们在防灾减灾的认识、理念和体系建设上,也要更加重视、积极作为。更何况,目前相当多的公共安全事故,还是暴露了人为疏忽、管理漏洞、应急不力等等问题,更说明了我国公众的风险和社会风险意识的淡薄。从防范规律与我国实际安全现状看,事关安全治理和风险防范的直接责任部门,任务最重、压力最大,当前的治理和防范的力量却相对薄弱。更深层的原因是一些部门、企业、单位的领导和员工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意识还较淡薄,致使安全防范还不到位、监督管理存有漏洞,这也正是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的,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只有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才能改变抓安全的不直接面对安全问题的现状。在“现代化的风险”使得公共安全的风险系数、风险隐患增加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公众的风险和社会风险意识的培训和教育,以提升公众风险防范和灾难应对教育培训的水平,提高全社会风险防范意识和灾害应对能力,这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有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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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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