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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光:高校迁徒,烽火兴学
陈新光
08月24日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倾举国之力,将中国的高等院校进行了有史以来的大迁徒,也是中华民族对日本法西斯毁灭人类文明最有力的正义反击。

抗战爆发对高校的巨大破坏罄竹难书

抗战前的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校事业,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实行大学院制与大学区制,1928年颁布了《大学组织法》,1929年颁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1930年4月教育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进一步加快发展,规范教育事业。截止1931年,全国共有公立大学37所,比1922年增加了3倍。到了战前的1936年,已有108所大学,专科学校30所,独立学院36所,学生41922人。

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以摧毁中国的工业和学校为主要目标,其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高等教育机关,特别是日寇敌机轰炸破坏常常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重点。日军侵华战争的第一年,就使91所高校遭破坏,10所高校遭完全破坏,25所高校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工减少17%,学生减少50%,直接间接损失达法币(当时币值)3274819000元,合当时币值的美金966023490元。除此外,高校的科研学术成果和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及档案也在战火中毁灭。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高校带来无尽的灾难,师生颠沛流离、不遑居处、设备奇缺、图书损失,使得教学与研究难以维持,其精神上损失更难以估量,尤不可数计。近代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实为中外罕见。

1937年7月29日、30日两天,南开大学被日本敌机连续轰炸而化为平地,数辈学人的心血毁于一旦,校长张伯苓愤慨地说:"敌人只能毁我南开物质,难毁我南开精神!"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激昂地说:"将欲抗顽虏,复兴壤,兴旧邦,其必由学乎!"在国学大师王国维死后,被人们期待为中国"一代文化托命人"的著名世家出身的学者陈寅恪,在其父丧未举之际,就秘密携带着珍贵的佛家经典离开北京随学校南迁,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决不愿意落入日寇之手,因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学问为根基"。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传统的再现。

在战火中的三次高校大迁徒

内迁高校与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相始终。内迁高校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史最为灾难深重但又光辉难忘的一页。作为搬迁地的内陆各省,都对高校搬迁提供积极支援,贵州省玉屏县的县长发布告说:"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同济大学校方委托当时的宜宾中元纸厂厂长、同济校友钱子宁代为寻觅一个能继续进行教学活动的地点。"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李庄乡绅以16字电文,解了同济大学的燃眉之急。据历史考证,中国高校的内迁,主要走三条路线:一是北方地区的高校,沿着平津冀朝东铁路或陆路南下;二是华东地区的高校沿着长江或浙江西进;广东、福建高校主要向西、向北入粤西北和闽西北地区。

危急关头,为了保全中华文化血脉,许多高校在战火纷飞中进行迁徒,无数家庭只得自行分散,学子们追随母校,青年人追随老师,开始了他们艰辛不屈的转移与求学。南京中央大学在搬迁四川重庆时,师生与牲畜同迁徒的故事广为流传,成为美谈。当时,财力拮据和运输工具受限,农学院的许多教学用的外国牲畜如美国加州牛、荷兰奶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等选种无法迁移,当时校长罗家伦随师生一同迁徒时,嘱咐留守管理牧场的同人,如果日寇逼近南京,这些牲畜可自行处理。然而就在南京沦陷的前两天,学院牧场的员工将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到浦口,在从陆路经过安徽、河南转入湖北宜昌后再用水运到重庆。这一段游牧的生活大约经过了约一年的时间,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途中还要受到日寇的追击。罗家伦校长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加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酋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还不到80元。"

在时间上,从1937年开始到1944年,共进行过三次高校内迁。第一次是抗战爆发后一年间,共迁移高校共56所,占当时高校总数97所的57.50%;第二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底至1942年上半年,内迁高校21所,占21.78%;第三次是1944年2月至12月,由于国民党战场豫湘桂大溃败时期,原迁移在这一地区的21所高校,仓促再次搬迁,损失极大。在这三次内迁以第一次为主,其实不少高校迁移次数远不止一次。如浙江大学在两年间就有5次大搬迁,途经浙、赣、湘、桂和黔五省,行程5000里。据不完全统计,迁校4次的有东吴大学、国立戏剧学校8所;5次的还有贤铭学院;6次的有河南大学等3所;7次以上的有中山大学、山西大学等5所大学;8次以上的有广东省文理学院,而迁校2-3次的占绝大数。最终累计,抗战期间因战争影响而迁移的高校约60所,搬迁次数多达300余次。一时,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其中尤以西南地区集中了许多高校,大致分布在11个省,四川37所、湖南和江西各12所、广东和福建各11所、云南和贵州各10所、广西9所、浙江8所、陕西7所、湖北6所、安徽5所、甘肃和河南及山西各2所。

烽火读书、艰苦创业

由于内迁高校受到战争等因素影响,教学仪器和设备损失严重、图书资料散失、教师学生流散,除个别学校外,许多学校已难以独立办学,故采取了合并办学或联合办学的形式。据统计,合并办学的约占内迁高校的25%。这主要是以某校中的某院系,合并其他高校中,如安徽大学因为许多学生失散而合并入武汉大学。而联合办学效果更为明显,即由几所高校组成联合大学,是在抗战时期高校开展自救、维持生存、求得发展的办学方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主的西南联合大学,以迁往西安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为主的西北联合大学,以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为主的东南联合大学。相对而言,在这三所联合大学中,以西南联大创办最为成功和著名。

为摆脱奴役与亡国灭种的命运,中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艰苦创业、烽火办学,在作一次全民族的生死搏斗。朱自清教授说,文人至此,唯有"弦诵不绝"报国;陈省身回忆到"1937年抗战开始,清华要我回来,在数学系做教授,所以我离开巴黎,先到美国,然后1937年8月到上海。我们那个时候都痛心于祖国的弱啊!恨日本侵略啊。"张伯苓校长对南开大学学生们的警句是:"中国不会亡,有我!"1937年11月1日,在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北大校长蒋梦麟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钱穆教授说:"如果我们把到后方来读书当作是苟安,不如上前线去作战的好。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才对得起国家和前方将士。"到昆明后,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这部中国通史如今依旧是各大学首先选用的教材。"学生邓稼先,当初逃出北平,来到昆明,遵照父亲送别时的悲壮叮嘱,"学科学能救中国",他报考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的王希季回忆:"我们还要跑警报,跑完警报照样上课,照样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的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学,就是为了要打赢日本人。"

抗战时期烽火连天,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如何生存?大学何以继续发展?后来的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回忆道:"当时的条件很差,但恶劣的环境磨练了大家的意志。同学们怀着中兴之只刻苦读书,许多人的论文是在茶馆里完成的。校舍和教室是泥墙草顶,往往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已停,里面还在滴。物质条件如此之差,然而精神条件并不缺乏"。正是全体师生的这种求学报国的坚定信念,才使得能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坚持学习。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1942年来中国,在重庆与许多老朋友相聚,亲眼目睹他们的生活状况,极为感慨:"这些曾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学术界领袖人物,却仍为他们的事业而继续日夜辛劳。逃难到四川已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现在他们过的日子是跟农民同一水准的生活--用木桶担水,以米饭为主食,燃烧木炭取暖,没有抽水马桶。"费正清还回忆到:"蒋梦麟(北大校长)近来没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清华校长)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现,只得中辍。"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就传颂着梅贻琦校长夫人率领一群教授夫人们推磨做点心,提篮到昆明"冠生园"去卖的故事,成为"抗战一定要胜利"的无声楷模。"为人师表"的学者们正是在烽火岁月中磨砺和打造了自己,成为那个时代的伟岸君子。正如西南联大校歌所唱的那样:"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弦诵不绝 英才云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烽烟四起,包括北大、清华、南开在内的大批中国大学内迁。抗战胜利后,这些大学的教授与学生英才辈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高校保存了学术实力、赓续了文化命脉,培养了国家的急需人才、也开拓内陆省份的教育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季羡林教授没有经历中国的抗战,战火阻隔,当时他在德国的灯火管制之夜里留学,但他对中国焦土上有这样的战时大学感到惊讶,认为读书需要安静,可是西南联大在战争环境里,书却读得那么好,出了很多人才,民主运动也轰轰烈烈,值得研究。虽然中国的象牙塔在战火中倒塌,但象牙塔里的师生走了出来,他们坚持战时教育,抗日与文脉始终相衔。随着日寇的入侵,南方许多省份的大学和中学也纷纷内迁,内陆各省的教育厅,都在各地设立临时的联合中学,沿途收纳逃难的青年。在内移的过程中,这些学校教育没有中断,沦陷区还有无数的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纷纷逃到内迁省份,有的投靠亲友,有的流落各方。国民党政要陈立夫当时还竭力主张收容教育沦陷区青年。"当年他有一句话遍告政要:"孩子进流亡学校,至少他的父母不会去当汉奸。"同时,他也一向反对将学生编进部队当兵,又用一句话遍告政要:"现在还没到送学生上前线的时候。"他这两句名言作用很大,成全了千万矢志求学的下一代,功德无量。1994年,陈立夫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一文中写道,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救济战区(沦陷区)青年的方案,规定沦陷区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由国库支给贷金,"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艰难困苦,磨练了一代学人,联大出现了一个辉煌时期,科学人才与革命志士同时涌现,给中国教育历史带来了殊荣。一批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夫妇设计的土坯铁皮屋出现在昆明城西,这就是西南联大的"新校舍"。从这些铁皮或草顶的土屋里,走出了使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代精英,以西南联大为例,到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已从原先的4个学院、17个系、982名学生,发展成为具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350多名教师(其中教授和副教授占一半)、3277名学生的全国最大的一所大学。办学之所以成功,与拥有一大批著名教授是分不开的。如文学院有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游国恩、雷海宗、傅斯年、钱穆、汤用彤、金岳霖、贺麟、吴晗、邵循正、郑天挺、吴宓和朱光潜等;理学院有吴有训、叶企孙、陈省身、姜立夫、华罗庚、吴大猷、朱物华、王竹溪、张文裕等;法商学院有陈序经、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罗文干、潘光旦等;工学院有李模灸、庄前鼎、刘仙洲、马大猷等。均为一时之选,许多是学术界的权威。尤其是物理系的教授群均为著名学者,在当时是空前的,培养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新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等,显赫一时。

梅贻琦校长的名言道出了中华独有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它与《陋室铭》的优秀传统遥相呼应,在这个学术与教育流亡的战争年代里,更显示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力。在中国被战争封锁的年代里,梅校长托人从欧美购来大学教科书的样本,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成批复印,再辗转香港运到昆明,使得西南联大的教学一直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当时,百家争鸣的学风在西南联大盛行。罗庸讲《唐诗》,第二年闻一多也开《唐诗》,两人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受益很多。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只有三五个学生来听讲,闻一多也坐在学生中听讲。郑昕开"康德哲学课",数学系程毓淮也来听课。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多来听课,本科生不多,遂有"教授的教授'的称号"。学生中跨系听课蔚然成风,联大工学院的学生有的走好几里路到校本部听文科的课。联大老师讲课也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连大学入学考试的标准也没有标准一说。加之战时的条件限制了研究的进行,大师们转向投入"本科"的教学,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学生一入门就受到"研究生"规格的启蒙,使学生受益无穷,当杨振宁等人在1945年后"留美"时,他们发现自己掌握的知识并不比别人差。

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集中在东部沿江、沿海的京津与首都北平附近地区,高校资源严重失衡。经过此次大迁移,高校在区域分布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使得高校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平衡。诚如后人所说的那样,抗战高校内迁"保存了中华民族最精要的资本,促进了抗战事业的进步和胜利,有助于后方经济建设和中国现代化事业,促进了贫瘠落后地区教育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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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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