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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炎:老兵回家
火炎
09月25日

9月3日下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刚一结束,我就接到容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他第二天将和参加阅兵式的广西老兵们一起乘火车回南宁。我问:“是回家吗?”容杰:“回南宁就是回家”。

家,是一个温暖的所在,而老兵内心深处有一个“家”,恐怕是个永远回不去的过往。温暖,因为有洒在战友笑脸上的阳光;冰冷,因为覆盖战友遗体的寒夜可能比阳光更易于把人雕刻成一个兵。

他们参加阅兵式,不仅仅是去接受检阅,更是去寻找那个永远都回不去的过往。

老兵手捧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阳光灿烂的北京,定会铭记几十个受阅方阵的威武雄壮,但能否记住一个老兵有关“昆仑关大战”、“桂柳会战”抑或“印缅战场”的回忆?我们享受和平的阳光雨露,而他们与那些“片段”和“画面”的经历却从未结束,那是定格在脑海里的另一个家,一个特定的归宿。

受阅归来的老兵们坐着火车一路南下,目睹窗外飞驰而过的“寸血河山”,看看自己重新穿着的军装和胸前的番号,是否会勾起当年奔赴战场的情思?

打过仗的人都有着异常坚定的意志,我很难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因为那里很难真正容下与战争无关的当下和旁观者,只有借助他们的回忆来纪念他们为我们打下的江山,还有我们永远看不到他们内心世界里真正意义上的那个“家”。

老兵们都穿着专门为参加阅兵式而定制的昔日的军装,天气再热也舍不得脱下。

9月5日中午,我们登上了北京至南宁的Z5次列车,在软卧车厢里见到了容杰,在他的引见下我们在三个软卧车厢里与六位老兵相识了。除了熊寿明老人外其他五位老兵都有陪伴的家人。

六位老兵都整齐地穿着为参加阅兵式专门按照昔日样式定制的军装,尽管天气很热却都舍不得脱下。他们穿的军装款式不同,区别在于西式小翻领是远征军的,中山装则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同样的布制胸章白底黑字印有每个人的姓名和当时的部队番号及军职。

宋鸿基在此次受阅的全部老兵中年纪居于次席,因此乘坐的是一号受阅车。

101岁的宋鸿基老人是本次阅兵式中年龄最大的老兵之一,他自豪地说:“在阅兵式上,我乘坐的是一号受阅车。”

1914年出生于广西龙州县的宋鸿基,退休前是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1943年他从广西医学大学(现为广西医科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进入四战区医疗防护队工作。“那时候医护人员十分紧缺,我们班里只有30个人,毕业分配时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被派往抗日前线,其余的就被分派到部队驻地或地方医院。”宋老说,战乱时人的命运往往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他没有去前线,相继在柳州、桂林等地的第46军卫生处进行救助工作。1944年底又前往贵阳加入了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任一区医疗队队长,从事伤兵、难民的救治防疫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当时我在贵阳的红十字救护总队时,一起工作的还有来自英国、德国等国家的外国医护人员,他们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说起在贵阳的那段工作经历,至今仍让他难以释怀的是难民们的颠沛流离。1944年11月底,日军入侵贵州,成千上万的难民从独山逃往贵阳,正在难民医院工作的他目睹了当时的惨状。“天寒地冻,大多数难民的脚都被冻坏了,严重的只能截肢,所以截肢手术成了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当时难民中还有一对母子,母亲染上了伤寒无药可医,年仅8岁的儿子四处求人。由于当时药物紧缺,医护人员也束手无策。那孩子求人不成只得求天,无奈母亲最终还是在他终日的祷告中去世了。”宋老说到这里,不由得叹了口气说,那个时候看到的这种情景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这一生都忘不了啊。

宋鸿基先生在自己家的卧室里。

宋鸿基老人座位对面的是比他小两岁的老兵熊寿明,今年99岁,出生在江西,如今在南宁居住。

熊寿明先生说:“昆仑关战役是我参加的第一场战役。”

熊老说:“‘七七事变’发生时,我还正在南宁读高中,听到日本发动战争,当即决定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六分校十四期交辎科的学员。1939年11月15日,日军从钦州湾龙门港等地登陆,占领了防城港和钦州,沿邕钦公路长驱直入南宁。那时,我刚从黄埔军校毕业随部队开进昆仑关的高峰坳,在国民革命军46军170师参谋处担任见习军官。12月18日,我们那个师配合担任昆仑关攻坚战的第五军,向据守高峰坳的日军阵地发起猛攻,八、九架日军飞机向我170师阵地猛烈轰炸,同时发动地面攻击。“我们没有飞机大炮,只有一排又一排的士兵。日军的炮火连日强攻,中国军队伤亡惨重,高峰坳阻击战中,我们师508团的一个敢死队就牺牲了300多人。”

1942年5月,日军由缅甸侵入中国滇西,侵占了怒江以西大片土地达两年之久。这时的熊寿明先生已经在中国远征军卫立煌部直属15团12连任少校连长,带着150名士兵强渡怒江,与日军浴血奋战。熊老回忆说:“那时正值七、八月,下着大雨,士兵们把棉衣当雨衣穿在身上,踏着泥泞冒着密集的火力网行进。1000多名日军在碉堡里向我们扫射,我们每个士兵带着6枚手榴弹,把碉堡包围起来,往敌人探出的枪口处投。这场松山战役,150名士兵牺牲了一大半。经过3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日寇占领的松山阵地终于被攻破,‘松山战役’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一次全歼驻守日军的著名战役之一。”

熊寿明先生在自己的家中。

老兵们到家后的第三天,容杰带着我又去拜访了熊寿明老人。来到熊老家门口,我看见他坐在自己的门口看报纸,且不戴眼镜。他说自己住在七楼,每天至少上下六、七趟。在去北京参加阅兵式前还去深圳做了场报告呢。我们除了钦佩还是钦佩。

在这六位老兵中,89岁的黄建忠要算是最年轻了,他也是最有军人气质的老兵,1927年他出生于广西横县。黄建忠曾是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一军50师150团平射炮连下士射手,参加过缅北密支那战役。“我感到非常自豪,真是没有想到能有这么一天”,他这样描述自己参加阅兵时的心情。

年近九十的黄健忠依然保持着军人的身姿和气质。

“1941年8月在云南当兵的哥哥介绍我到昆明《扫荡报》当学徒。1943年10月,全国到处宣传‘十万青年十万兵’,那时我刚刚16岁,瞒着哥哥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之前我没有一点军事常识,更不了解武器装备,也没什么害怕不害怕的想法。我参军的目的就是准备牺牲。”后来,我被编入了新一军50师150团,开始在印度的蓝姆茄训练营基地接受军事训练,当时司令官史迪威对上前线的士兵要求很高,必须学会步枪、冲锋枪、迫击炮等美式装备的使用方法,才能上战场。在担任平射炮连下士射手后,我的操作水平提高的很快,靶子打得很准。接着我就派去参加了密支那战役。我们的军队真的非常英勇,我处于前线中的第2线位置,前面的射手向前冲,我们就紧跟着向前冲。”回想起经历的战役,黄健忠脸上流露出自豪感。

在缅甸八莫,他经历了长期站岗放哨的岁月,“那时日军在深夜会乔装打扮,趁夜色偷袭我军阵地。我们每天会更换站岗口令,内容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一旦发现阵地前面出现人影,我就会大喊‘口令’,如果对方答不上来,就会用冲锋枪扫射敌人。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才坐飞机从缅甸八莫回到了家乡南宁。”

1949年,黄建忠再次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18兵团的战士。“我当时是邓小平的部队,当的是汽车兵,负责运送修川藏线所需要的器械。”黄建忠讲起再次参军的往事,回想起自己所在的西南军区,与战友们共修天路的日子历历在目。

“当我得知被邀请去北京参加阅兵式,感到非常意外,同时也感到无比的激动。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这次让我参加阅兵式,不仅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曾经一起战斗的战友。”

黄健忠老人在家里手拿着刚刚颁发的纪念章。说道,被邀请去北京参加阅兵式,感到非常意外。

今年96岁的邱炳基是广东开平人,现居南宁。他说:“小时候家里很穷,我兄弟姐妹多。家里6个小孩有3个都送给别人家养了,我就是其中之一。1940年,养母带我去香港打工。我们在香港呆了半年后,就碰上了香港沦陷。幸好得到南洋华侨胡文虎的资助,我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因为在香港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又加上家里早就没有田地耕种,我回到家乡后,看到征兵马上就参军了。我1941年下半年参军后,接着就随部队到了云南,编入楚雄36师的骡马队。我跟战友们用骡马将粮食、枪炮弹药等军需物资运送给在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前往缅甸的路途凶险异常,我们不仅要穿越丛林,还要翻越滇藏高原南部的高黎贡山,一路上历经水土不服、山蚂蝗叮咬、伤亡减员、队伍失散等困难。我们第二次运送军需物资到达缅甸的时候,由于山势险峻,运输的马匹全部都死光了。我就地加入了远征军第53军130师389团机枪连,和其他几个师一起参加了攻打腾冲的战役。”

邱炳基先生说他在腾冲战役中被炸伤臀部,体内的弹片后来到南宁后才被取出来。

“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实施腾冲反攻战。腾冲是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易守难攻。日军经过两年的经营,在腾冲修建了坚固的堡垒,并准备了充足的给养,打算死守等待援军到来。在反攻战中,敌我双方进行了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惨烈。记得9月14日那天,天刚刚亮,我跟两个战友——来自广东的甘炳丁和湖南的张楚南一起在一个路口狙击日军。没想到一下子冲出200多个日本兵,他们一边往外冲,一边朝我们投掷手榴弹。甘炳丁当场就牺牲了,我和张楚南则被手榴弹炸伤。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军全歼了占领腾冲的日军,取得了腾冲战役的胜利。

我的臀部被手榴弹炸伤,在战地医院简单包扎了一下,弹片都来不及取出来,就又随部队到了云南的芒市。11月27日上午,我跟班长在芒市的山上清剿日军的残余部队时,被一个日本兵击中了脚。我顾不上伤痛,和班长跟日本兵周旋了六公里,才找到一棵大树做掩护击毙了日本兵。这时候,脚伤痛得实在走不动了,班长扶着我走到390团,才由担架队将我送到了医院。

邱炳基老人说,能得到国家颁发的抗日纪念章,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因为左脚的枪伤,再加上原来臀部的伤口发炎,后来我被转到了南宁的医院进行治疗。直到1947年时,才将臀部的手榴弹弹片完全取出。当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已经去了湖南。我也就失去了返回部队的机会,只好留在南宁谋生,开始在治伤的那家医院作保卫工作,后来在南宁市二运公司拉板车。

对我来说,这辈子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参加了抗战,为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出了一份力,为抗战胜利做了应有的贡献。打仗的那些年牺牲的战友太多了,我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很幸福了,没有什么要求了。”

1918年,容州出生在广东台山,如今居住在南宁。容州是1941年在广东台山入伍的,后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编38师孙立人部。在昆明乘坐军用飞机直达印度的蓝姆茄训练营,训练了4个多月,随后参加缅北八莫战役。为驻印军新编38师112团2营6连8班炮兵,后任步兵8班中士班长。

容州说,我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很幸福了,没有什么要求了。

“从台山到贵州、云南,经过步行、汽车、火车、飞机,我跟随部队来到印度,经过集训后,被编入了远征军新1军38师,成为112团2营6连2排中士班长,开赴缅甸战场。”容老用浓重的粤语回忆着往事。

“缅甸八莫战役是我记忆最深的一场战役。1944年10月,日军从南坎抽调第2师团一部和由孟洪、密支那溃退的残部约5000人,在缅甸北部的八莫地区积极部署,加强工事,企图继续顽抗。我们所在的远征军新1军38师奉命对日军发动猛烈进攻。八莫城垣工事非常坚固,且日军火力很猛,坚守极其顽强,集中战车、各种火炮等,轮番向远征军发动自杀性反扑,中日军队之间展开了反复厮杀,战斗呈白热化状态。我带领战友英勇杀敌,我所在的班有14个战友,牺牲了一半,最后只剩下7人。”

他说,在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伤左手,负伤后,从缅甸被送回南宁养伤。1945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高兴得都跳了起来。

容州先生在自己的家中。

韦忠诚,原名叫韦诚,是广西东兰县人,现居住河池东兰县城。他曾是国民革命军第16集团军第31军188师的上士班长。参加过宾阳、梧州、湛江围歼日军的战斗,以及桂柳保卫战。提起战斗中他是如何杀敌的,95岁高龄的韦老用力比划着说,“记得有一次战斗中,我一个人对付了两个日本兵,先用枪打翻一个,再用刺刀狠狠扎进另一个日本兵的身体”。他告诉我,1945年,他在海南亲眼目睹了日军投降的情景,“那时候日本兵黑压压跪了一地,全都低着头。我认为,他们就是在向中华民族下跪。”

韦忠诚说,我就用刺刀狠狠扎进了日本兵的身体。

1946年12月至1955年4月,韦忠诚所属部队在山东起义后,被编入人民解放军新四军十三团当战士,先后任独立师一团三营九连班长,三七旅一团三营九连排长、遂宁分区安岳地区警卫队连长,蓬溪县警卫营八区警卫队指导员,四川军区第四营副政治教导员,西南军区蓬溪县第二区武装部副政治教导员等。曾经参加过著名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临汾攻坚战、解放太原、保卫西安、秦岭穿插追剿胡宗南残部、川东川北剿匪等大小上百次战斗,荣获二等功三次。人生就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他回忆说“我调到蓬溪县后,根据县委搜集的情报,蓬溪县土匪可能有五千人,有枪四千五百余支,这帮土匪大多是胡宗南部的散兵。他们组合后,成立团营连,由团长指挥,有一定的战斗力。还有地方武装约两千多人,怎样剿灭这些土匪呢?经过开会讨论,决定成立以军队为主,地方政府人员为辅的剿匪工作队,下乡摸底,发动群众,进行全民剿匪,那些散兵只要缴枪,政府都发放路费遣散回家。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剿匪取得了胜利,共缴枪2800多支,登记4300多人。

我们胜利回到了军区,军区首长特地设宴招待我们。聚餐时,担任军区政委的胡耀邦对大家说:“韦诚同志自从担任穿插连连长后,任务完成得很好,为人忠诚老实,现在我把他的名字韦诚改为韦忠诚,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改名叫韦忠诚了,一直到现在。

韦忠诚下车前把在北京时少先队员送给他的塑料花拿在手中说,这可是北京送的。

列车缓缓驶入了南宁站。听见容杰在车厢过道里喊:“到家了。”韦忠诚拿起行李架上的塑料花笑着说:“这可是在北京时工作人员送的,一定要带回去作纪念。”望着穿过通道走向车门口的老人们的背影,我陷入了沉思:事实上,这些被称之为老兵的老人,他们谁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英雄,只是为完成一个士兵应尽的责任而自豪。能够看到战争胜利,已是他们人生的幸运,更何况还能活着,还能亲历昨天盛大的阅兵式。然而在我看来,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对待他们,我们是否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和情感,是否辜负了他们的责任和幸运?

南宁车站热闹的欢迎仪式后,这些老兵各自离去的背影与其他蹒跚前行的老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将很快消失在人流中。每个人都终将走向死亡,但老兵之死是否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虽然死亡独具固有的姿态,然而老兵之死是对国家在战争中的胜败的重新“解释”。

过去的老兵,既然扮演过国家意志胜利的基石,今天的老人,就不应只是国家祭奠时的偶像。一个国家对待老兵的姿态不仅代表了它对历史的态度,也标志着国民教育的底线。不再以党派之分划分老兵,而是以民族大义善待老兵,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还远远不够。

给老兵以应得的尊严,就是给历史以尊严,给和平以希望。老兵的背后是尘封的历史,老人的未来是鲜活的镜子。祝愿这镜子在我们的呵护下,能够远离世俗和功利,将正义与和平的光芒洒满我们民族未来的征程。

关于作者:火炎,中国日报驻广西记者站站长

中国日报陕西记者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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