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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成昊:“奥巴马主义”还是“奥巴马主意”
孙成昊
10月10日

回顾美国历史,几乎每任总统都会被打上各自“主义”的烙印,比如杜鲁门主义、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不一而足。这些主义有一点比较一致,即都成为旁人笼而统之形容某任总统政策特点的代名词。如今,奥巴马执政进入倒计时,“奥巴马主义”从浮出水面变得轮廓清晰。六年多来,美国外交战略在这一主义的指导下出现了特点鲜明的调整,但“奥巴马主义”能否塑造未来美国大战略却值得怀疑。

 

逐渐明晰的“奥巴马主义”

 

美国国内有关“奥巴马主义是否存在”的辩论从2007年一直延续至今,其中反对“奥巴马主义”存在的人更多认为奥巴马根本就没有战略思维,或者实施了漏洞百出的战略,不能称之为“主义”。实际上,早在奥巴马上台前,如果还无法称其“主义”的话,他至少勾勒出了基本的外交战略思想。

2007年7月,奥巴马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美国不能动用武力解决人道主义问题”,“阻止可能在伊拉克发生的屠杀不能成为美军驻留的理由”,率先亮明自己反对以武力开展人道主义干涉的观点。之后与麦凯恩的竞选辩论中,他又回调了自己的看法,表示如果“符合我们的利益”,美国仍要进行人道主义干涉。2008年7月,奥巴马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发表演讲,提出了一旦当选总统后其外交政策的五大目标,比较系统地描绘出“奥巴马主义”的轮廓:一是结束伊拉克战争;二是完成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斗争;三是确保核武器与核材料不落入恐怖主义分子和“流氓国家”之手;四是保障能源安全;五是重新塑造盟友,应对21世纪挑战。这些目标也正是奥巴马200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更新美国领导力》中阐述的基本观点。

奥巴马上台后强调与小布什外交政策“划清界限”,基本上贯彻了自己此前提出的一些理念,在实践中加以修正和完善,并不断对外阐释。2014年5月,他在西点军校发表的演讲以及今年4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都标志着“奥巴马主义”日臻成熟。总体而言,“奥巴马主义”围绕“求变革”“慎用权”等方面逐渐形成以下若干特点。

降低军事干预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动用武力成为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最后选项。一方面,奥巴马致力于结束小布什打响的反恐战争,从伊拉克撤军,制定从阿富汗撤出的时间表。尽管阿富汗撤军计划的部分内容一改再改,但奥巴马仍然坚持撤出的大目标,将当地安保任务转移给阿安全部队。另一方面,奥巴马明显提高了动武的门槛,这一点在叙利亚危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奥巴马对叙利亚划设的“红线”变“粉线”,最后成为彻底的“白线”,在俄罗斯的外交斡旋下找了个台阶,避免了一场军事打击。即使在不得不出手的打击利比亚和“伊斯兰国”方面,“背后领导”、有限空中打击也成为奥巴马政府的标准军事干预范式。

倡导多边主义。奥巴马在全球外交战略中抛弃了小布什“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转而拥抱多边主义。其内涵包括:强调国际准则和惯例的约束作用;相信多边机制对一些国际性问题的解决效力,比如核安全、气候变化等;在国际社会认同的情况下才能以武力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等等。在这一系列思想指导下,奥巴马积极参与各项涉及气候变化、经贸、国际安全的多边谈判。

“巧实力”推动价值观外交。奥巴马与里根、小布什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并不认为部分国家的政权性质是造成侵略、动荡的根本原因,但同时追求扩大“民主和平”国家的范围。一方面,他不认可“强推民主”的方式。2013年9月24日,奥巴马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表示,还会继续在中东和北非“推动民主、人权和市场开放”,但“不会采取单边行动,尤其是军事手段”。另一方面,他顺势而为,积极培育民主化土壤。2014年4月,奥巴马在马来西亚与东南亚青年领袖会面时表示,要“共同为民主而奋斗”,“不仅要实现选举自由,还要建立活跃的公民社会、开放的政治空间”等。

重新调配资源,发动盟友力量。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经济危机之后,两场反恐战争让美国的资源捉襟见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决定优化资源配置,从中东抽身,“重返亚洲”随之出炉,后成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成为长期趋势。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也相对应地转向亚太,尤其是到2020年美国要将60%的海、空军力量部署至亚太地区。同时,美国积极拉拢域内盟友,夯实日美同盟,促进日、韩、菲、澳等盟国及印、越等安全伙伴间的双边、三边合作机制,初步打造出多层次的亚太安全伙伴体系。

与曾经的“敌对国家”改善关系。奥巴马高举“变革”旗帜上台,在外交上最出成绩的就是接连实现与曾经的“敌对国家”缓和或进一步提升关系。奥巴马执政后解除了大部分对缅制裁,美缅关系得以缓和;伊核谈判彰显美国改善与伊朗关系的决心;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今年7月访美,是美越建交以来首位正式访问美国的越共总书记;美古关系则在双方18个月秘密谈判后实现历史性突破,今年7月两国重开使馆,正式恢复外交关系,成为奥巴马“接触”外交闪亮的遗产之一。

 

“奥巴马主义”有未来吗

 

1947年提出的“杜鲁门主义”为美国后四十余年的外交政策定了调,成为遏制战略的基础,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卡特、里根的“主义”可以说都是对遏制战略的校准和补充。冷战的终结宣告遏制战略的瓦解,美国外交政策出现变动和混乱,缺乏一脉相承的大战略,实施手段各有不同。如在对外干涉方面,老布什任内,美国在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打击伊拉克;克林顿任内,美国领导的北约则未经联合国授权轰炸南联盟;小布什任内干脆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后未经联合国授权入侵伊拉克。那么,“奥巴马主义”能否塑造或决定未来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大战略?

答案是否定的。在目前这个充满不确定、“权力转移”的时代,美国亟需大战略为今后的外交政策拟定路线图。但是,与“杜鲁门主义”相比,“奥巴马主义”更像是对美国自身处境的被动反应和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战术,恐怕将无法塑造指导美国外交未来数十年的大战略,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诟病奥巴马外交政策前后矛盾、思路混乱的原因。即使是奥巴马政府力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也在不断向盟友、伙伴或者所谓的“对手”释放模糊不清的信号。至于美缅缓和、美古复交,这些充其量只算得上战术性调整,远远比不上尼克松任内中美关系解冻对美国的战略意义。

奥巴马任内美国的战略目标其实非常明确,正如他在西点军校演讲时所说,就是继续维持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这也是二战后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从杜鲁门到里根,他们都清楚地将苏联作为妨碍美国霸权的首要敌人,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十分清楚--遏制苏联。冷战后,国际格局进入“单极时刻”,假想敌的消失反而让美国大战略陷入迷失。小布什把恐怖主义视为妨碍美国霸权的最大阻碍,在奥巴马眼里,尽管恐怖主义仍是美国的最直接威胁,但不应依靠单边行动打击所有庇护恐怖主义网络的国家,否则只会消耗太多资源,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团结伙伴力量,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奥巴马还力推“重返”亚太,防范中国这一潜在对手的崛起,同时强调多边主义、“巧实力”外交,希望通过掌握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动权继续称霸。然而,“再平衡”也好,多边主义也罢,这些都是美国为稳固世界领导地位采取的手段,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其根源在于,奥巴马面对一个难题无所适从,即对于美国领导地位来说,究竟是崛起国威胁更大,还是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威胁更大。

未来,亚太“再平衡”战略或将继续受到下一任总统重视,成为“奥巴马主义”中得以延续的一部分。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复苏,科技创新能力增强,站稳脚跟的美国未必仍会强调多边主义、“软实力”和“巧实力”。从这个层面看,奥巴马可能是美国“过渡时期”的“过渡总统”,“奥巴马主义”更像是临时起意的“奥巴马主意”,要塑造或决定中长期的美国外交大战略,这些是不够的。

关于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学者,主要研究美国外交及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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