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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炎:深山里的造纸匠
火炎
10月27日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还在上小学,走在窄窄的街道上,道路两旁随处可见一些店铺门口的招牌上写着各式各样的“匠”字:“铁匠”、“鞋匠”、“银匠”、“泥瓦匠”等,这一切竟不知不觉地融进了记忆。
我姥姥那一辈儿有个远房亲戚是“鞋匠”,门面不大的鞋店就开在市区繁华地段。我跟大人上街常会去那里,大人们坐着聊天,我就看他干活。每次见他都是胸前挂着块皮围裙,胳膊上戴着布袖套,嘴角上衔着几颗鞋钉,低着头不停地敲着、缝着,你说你的,他干他的。不管谁和他说话,他只管支应,头却不抬一下,眼中只有套在铁拐砧上的鞋。姥姥常给我们说,这就是个匠人,死认真。
随着时代的发展,自动化生产代替了手工制作,匠人越来越少。 一丝不苟,独具匠心的手工制作逐渐被机械复制所取代,随之消减的是人对物珍惜的情感。过去有个成语“敝帚自珍”,那种用秸秆苗手工编成的扫帚现在几近绝迹。制作扫帚的材料来自土地,制作它的是一双双长满老茧的巧手,由此,扫帚仿佛有了根和生命。扫帚苗一根根掉光,又会烂在土壤中,孕育新的生命。今天,谁还会对手里的塑料扫把有珍惜的感情呢?社会化生产的进程导致匠人逐渐消逝,而各种名家粉墨登场,如艺术家、企业家,再后来称家也不灵了,又开始流行起叫“大师”,其实事情还就是那些事情,叫法变了说明心态变了。可别小看这一叫,却能把人心给叫乱了,名头是越叫越大,可事情未必是越做越好。整个社会和人心都被这高调的叫法叫得浮躁起来,虚荣起来,做出来的东西也就粗糙起来。
我总觉得一切与艺术、生产和工艺有关的活计都应植根于最朴实的生活、人性和土地。一旦脱离了这个根,就变成了浮萍,光鲜得很,但久远不了。所谓匠人是指那些为了生存之需怀着敬畏之心,用专业的精神专心致志地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人,要做这样的人仅仅耐得住寂寞在当今也着实不易。前不久,我在广西大山深处的深潭村就亲眼见到了一群几乎与世隔绝的匠人并为他们的精神所震撼。
广西桂林的灵川县有个兰田瑶族自治乡,这个乡的深潭村就是个坐落在海拔1500米的半山腰的瑶寨,寨子不大,只有46户人家,大多是邓姓的瑶族山民。
初秋的一个上午,当阳光洒满深潭时,50多岁的瑶族大嫂邓秀珍在自家铺好稻草的梯田里,用插秧的姿势迅速把一叠叠潮湿的草纸有序地铺开晾晒。她说这几天天气很好,要抓紧时间晾晒。不大工夫晾晒的草纸就把整个稻田覆盖了,远远看去稻田像贴上了马赛克,空气中也弥漫起浓浓的草纸特有的竹浆气味。

邓秀珍在自家铺好稻草的梯田里,把一叠叠潮湿的草纸有序地铺开晾晒。
邓秀珍在自家铺好稻草的梯田里,把一叠叠潮湿的草纸有序地铺开晾晒。
邓秀珍晒完手中的纸,直起腰,指着不远处山坡上的棚子说,这些纸都是老公昨天做出来的,昨天晚上分好,十张一叠。
造纸作坊的棚子搭建在山坡上的一块平地上,棚子中间是个约一米高的长方形纸浆池。只见一个中年汉子麻利地将手中一个网框像摇筛子一样在水中两下一摇,然后一个180度转身将网上的纸浆揭了下来,整个操作熟练且有节奏,几秒钟完成。他身旁右侧的台阶上已经码起了一米多高的浆纸,滴着水的黄澄澄的浆纸,像块硕大的蛋糕。

53岁的邓定良边干着手中的活儿边说,做草纸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53岁的邓定良边干着手中的活儿边说,做草纸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邓定良说,我也就是个匠人吧,只能干好这个了,别的也做不了个啥。
邓定良说,我也就是个匠人吧,只能干好这个了,别的也做不了个啥。
53岁的邓定良边干着手中的活儿边说,做草纸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他是邓秀珍的丈夫,进入造纸季节以来,他每天早上6点多就开始做纸,一直要到下午两三点,捞完一池纸浆就收工。他说,今年草纸的收购价下降了许多,就像这样干,去年还能挣个万把来块钱,可今年这个数儿是挣不到了,所以村里的好多人家也就不做这个,去外面打工去了。
我看他做工的神情专注,动作娴熟,揭下的浆纸看上去均匀平展,就夸了他做纸的手艺好。他笑着说,我也就是个匠人吧,只能干好这个了,别的也做不了个啥。
村干部邓义珠说,深潭村是一百多年前从广东潮州一带迁徙过来的,祖辈们带来了手工造纸的技能,在还没有竹子的时候,就用草来造纸,后来家家种起了竹子,就改用竹子作造纸的材料,手艺代代相传直到现在,从没有中断过,生产出的草纸在附近一带很有名气。以前用草纸做包装纸的时候,周边地区大多都用这里的手工草纸,后来草纸被塑料袋取代了,草纸就只能用在祭祀、祭奠的时候做冥纸。
与邓定良不同的是本家兄弟邓定贵。把造纸作坊搭建在家门口的邓定贵16岁因为没钱上学,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造纸手艺。他也是每天早上6点多就开始做纸,差不多到中午12点就刚好能捞完一池纸浆,“也就一担多的纸吧”邓定贵说,“中午休息两个小时,再接着干到晚上8点收工,一天下来可捞两池纸浆。”一个人两班12个小时大约能做一万多张草纸。

邓定贵一天两班,12个小时大约能做一万多张草纸。
邓定贵一天两班,12个小时大约能做一万多张草纸。

邓汉富说搅拌是为剔除纸浆中的粗片、竹节和杂物。
邓汉富说搅拌是为剔除纸浆中的粗片、竹节和杂物。
我粗粗一算,平均每分钟将近14张纸,4秒多就是一张,而且还要确保质量,简直就是一架造纸的机器。我问他为何要做两池纸?他说自己年轻,这样做下来去年的收入达到三四万元。
我问道,是你家种植竹子的产量多吧?他说,恰恰因为我家的竹子产量少,我只好在周边的山村以每根17元的价格买上一千多块钱作原料的竹子才行。他说,一天能做两担,每担大约在3200多张,现在的收购价一担才500元。2013年卖价最高可以卖到720元一担,去年就降到640元一担。邓定贵与我交谈时始终没有停下被水浸泡的发白的双手,如纸一般平展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眼睛里流露出十分简单的目光,我理解这种简单其实就是内心的执着,我深信他每天做第一张纸和最后一张纸的标准完全相同。同样的动作整整做了十六年,从表情到动作他已经算得上是地道的匠人了。
邓定贵的父亲叫邓汉富,今年58岁,年纪大了,做纸的活儿干不动了,就帮着儿子打打下手。邓汉福说他十几岁就跟着父亲开始学做纸,这是他们家一直以来的副业,除了种些稻谷和竹子就剩下做草纸了。

邓汉福说这是他们家一直以来的副业,除了种些稻谷和竹子就剩下做草纸了。
邓汉福说这是他们家一直以来的副业,除了种些稻谷和竹子就剩下做草纸了。
邓定贵说,现在造纸的主要原料就是竹子,从头到尾共有30多道工序。每年四月份的时候,趁竹笋还没长成竹子和叶子的时候,砍回嫩竹,剥了青皮,用刀破成片放进池子里,用石灰浸泡沤烂,用行内的话说就是泡竹麻,洗竹麻,腌竹麻,踩竹麻,碾成纸浆后,倒进纸浆槽,再在槽里加入可以使纸分开的润滑药物,搅拌,放水。纸浆就制成了,然后开始捞浆,捞完纸浆,接着就要压干。将木板平整放在贴好的纸堆上,压上石头,再踩上压凳的“杠杆”将纸里的水一点点挤出,直到挤不出为止。
正常情况下,制浆、拌浆、捞纸和压纸这些工序,我们都是要赶在白天完成,晚上,一家人就坐下来一张张有层次地分纸。分好纸第二天搬出屋外晾晒,再重新将纸分开、叠齐,然后用锯齿将捆纸的三面磨光,扎成担,就可以挑到市场上去卖或者等老板们上门来收购。

邓定贵母亲身上背着邓定贵的孩子,用脚搅匀细料。
邓定贵母亲身上背着邓定贵的孩子,用脚搅匀细料。
眼看着邓定贵将一池纸浆捞完,下一步就进入了压纸工序。邓汉富老两口趁儿子压纸的功夫,开始用粉碎机碎料,邓定贵母亲身上背着邓定贵的孩子,用脚搅匀细料,再把细料倒进纸浆池,用长棍进行搅拌,邓汉富说,搅拌是为剔除浆中的粗片、竹节子。邓汉富做好了儿子下午造纸的一池纸浆,就回到木楼上开始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用竹板把做好的纸捆扎成一担。
木楼总共有一百多平方米,大厅占了有60多平米,除了供桌和一些堆在地上的稻谷外,一捆捆等着收购的成品草纸码放在角落,我顺手抽出一张准备打包的草纸细细打量了一下,纸质比过去那种在商店里用于包装糖果和点心的包装纸要粗糙一些。
照亮木楼大厅的是从两扇小窗户射进来的光线,大厅角落里坐着一个抽烟的老人,邓汉富说那是他的父亲叫邓雄绍,今年87岁了,做纸的手艺就是父亲教会的。邓汉富用事先打磨好的竹板将晒干的纸夹好捆紧,再用打磨机将纸的侧面毛边进行三面抛光。坐在一旁的老人吸着烟,用满意的目光看着邓汉富手脚麻利地干活,不时地点点头,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被打磨光的草纸捆看上去,活像个长方形的纸箱子,若不是从头到尾看了制作的工序,真不敢想相信眼前这个“纸箱子”就是由造纸匠一张张从水里捞出来摞起来的,也很难想象眼前这些普普通通的瑶族山民就是造纸的匠人。

坐在一旁吸烟的邓雄绍老人用一种满意的目光看着儿子邓汉富手脚麻利地干活。
坐在一旁吸烟的邓雄绍老人用一种满意的目光看着儿子邓汉富手脚麻利地干活。
午饭后,村干部邓义珠站在自家的窗前,望着还在田里翻晒纸张的邓秀珍说:“做纸手艺的确很辛苦,前些年还算是不错的副业,虽说辛苦吧,起码还能赚到钱,如今,一些沿海城市都用机械造纸,价格便宜许多,把我们的纸价压了下来,再这样下去,连本钱都不够,谁还敢做啊。要是没人做,怎能把这个手艺继续传承下去。”口气中流露出忧虑和无奈。
从一进村寨看到邓秀珍插秧式地晒纸到邓氏三代做纸张的态度和技艺,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行为似乎已经超出了满足生存需求的范畴,而是把一种手艺做到专业,做到完美。他们仿佛就像一部造纸的机器,质量标准都印在心里握在手上。尽管纸张价格的起伏是由市场决定的,但他们在做活的时候,似乎已经超出了仅仅是生产商品的目的,完全就是为了做好每一张纸,做好这一件事,我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匠人的魅力,一种坚守锲而不舍,兢兢业业的职业操守的精神。
我想,如果有关机构在搜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更主动一些,更深入一些,而不是守株待兔式地等待着地方前来申报,相信像这样散落在山寨里的具有特定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老手艺就不至于以“来不及登记”的速度消亡,因为它们理应得到保护和传承。
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把标准化生产推向极致,我们得到的是同质化的商品,丢掉的却是植根于土地和双手的精品。国外一些名牌汽车和相机可以通过资本游戏驾驭市场,把他们匠人手工打造的商品标出天价,而广西深山里几百年历史的手工造纸术却难以摆脱被淘汰的厄运,这就是资本的残忍和强大。若不是地理的偏僻和瑶族匠人的坚守,像他们那样的手艺恐怕早已经销声匿迹了。
纸是传播知识的载体,但信息技术的发达和普及导致用纸写字的人越来越少,书刊逐渐被电子书取代,纸张成为打印机的附属品。
邓定贵造的草纸只是为了烧掉以祭奠死者。如果纸有生命,这何尝不是纸张最后的坚守,以自己的献身充当沟通生死两界的信使,寄托人们发自内心深处的哀思。 有人曾开玩笑说,以后扫墓会变成扫扫墓碑上的二维码。我们生在人类历史巨变的这一百年,不知道是幸运,还是悲哀。
现在想想,我这趟深入山寨的采访仿佛有了《桃花源记》的色彩。
关于作者:火炎,中国日报驻广西记者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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