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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不死,也从未凋零
李洋
12月27日

Sun Yisun

成渝高铁昨天开通了,全长308公里,11站,单程一个半小时,老成渝线从成都到重庆要走13个小时。

孙贻荪坐在成都首发车的二等座上,安静地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离这条高铁线不远,就是他1950年到1952年全程参与修建的老成渝铁路。

途中山区小站旁的山坡上,村民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好奇地看着缓缓进站的“子弹头列车”。“成渝铁路通车时,火车站附近有七八万人看热闹,”孙老陷入了回忆。

成渝线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四川的骄傲,也是孙老人生的分界线。

孙贻荪1932年出生在江苏泰州,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是上海工人,叔叔是蒋经国身边的上校文官。1949年南京解放前,蒋经国曾当面邀请他一家人去台湾。“但叔叔认为共产党终会胜利,安排我接洽一个重庆的中共地下党党员,去了重庆一家报馆做了实习生,”他说,少小离家时的情境,今天历历在目。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孙凭借扎实的家学基础,以及南京莫愁湖边接受的高质量的高中教育,顺利进入中国人民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成了一名军人。“学的是毛泽东思想,上课的是二野首长,邓小平还给我们讲过课哩,”他说。

半年后,一纸调令调他去修成渝铁路,身份是筑路纵队的排级参谋,负责调配人力,监督进度,沿线剿匪。

成渝铁路是川汉铁路的一段,从清末修到民国,又修到新中国。孙老介绍,此前四十多年,断断续续施工,已经完成了成渝线三成工程量,筑路部队还要处理大量的土石方、涵洞和小隧道,并完成最后的铺轨。尽管如此,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时候,筑路部队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这条山区铁路。

工程师很多是北洋大学毕业的,技术工人来自重庆的兵工厂,一线工人来自二野士兵,钢铁来自重庆钢铁厂。还有少量的苏联专家,“苏联人拿着天文数字的薪水,但工作态度和水平差别很大”。

主要缺少的是好木材。“四川的老百姓非常纯朴,很多人捐出了家里保留的寿材,做了枕木,”孙老说道。“山里的农民对钢轨充满好奇,对未来的火车更是充满期待。”

修路时赶上土地改革,在一次县里的运动前。团首长要求他第二天在运动现场“执行”一个地主,但他以枪法不好,会给部队丢人为由巧妙地推掉了这次任务。“我没有理由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但现在还很紧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工地上五万多筑路部队官兵陆续奔赴朝鲜前线。短时间内,四川政府就招来十万农民,投入全线505公里的筑路工地,每天得到的报酬是能够填饱肚子的三顿饭。

成渝铁路东接长江航道,南连川黔公路,北通川陕公路,西达康藏地区,是建设西南铁路网的起点,也是支援进军西藏、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重要基地,在军事上也有重要作用。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通车,孙贻荪也接到了开赴朝鲜的通知,做一名战地记者,命运翻开了重要的一页。成都站上火车时,他的朋友请他吃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算是践行。

在朝鲜,他曾目睹清川江畔,美军轰炸机在不到“一根烟的功夫”把一座城市夷为平地,他曾用身体掩护朝鲜小女孩,在美国空军战斗机的扫射中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也曾在掩体里吃饭时看到刚刚取饭的灶坑被轰炸得面目全非。

在朝鲜,他去过血腥的上甘岭,见过朝鲜领袖金日成,接待过英雄罗盛教和杨连第的老父亲,目睹了老人在烈士牺牲地放声痛哭。他采访过美军战俘,也采访过志愿军战俘回国后的遭遇。

在当时和后来的文字里,他从没有把志愿军写成“最可爱的人”,也没有把美军写成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他们都是人,你懂吗?”采访中他总是这样反问我。前几年,他在四川采访过唯一一个被美军俘虏的志愿军女战士,是个军医。

战场上这位军医为了救助一个腿部受伤的美军士兵,把仅有的炒面让给敌人。自己靠吃野菜为生,结果中毒昏迷,后被美军俘虏。“她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想再提被释放后的生活,”孙老说。

直到1954年帮助朝鲜修完连接东西海岸的铁路,他才随部队回国。

“镇反运动”后,1954年他的叔叔后死于肺气肿,五十多岁,去世时是街道工厂的一个会计。他最后见叔叔时,问他是否后悔自己的选择,“他默不作声”。

一到四川,孙贻荪就立刻被派往宝成铁路工地。他经人介绍与一个来自自贡的姑娘相爱成家。“她是个电话接线员,声音甜美,人也好,这些年多亏了她。她今年81岁了,”孙老说。婚后不久,他们就有了一个乖巧的女儿。

朝鲜的经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点燃了他文学创作的热情。两年的时间内,他的创作在宝鸡进入高潮,出版了两本诗集,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年军旅作家,并得到文学家胡征的认可。

1955年胡风事件爆发前,胡征让他及时烧掉了两人的信件,孙贻荪躲过一劫,但在第三本散文集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反右运动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没说话,但我是第一批被列为‘中右’分子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今天已经可以非常淡然地回忆那段岁月。

一夜之间,孙贻荪失去了干部身份,被送到四川各地的铁路一线工地劳动。“什么活都干过,”他对这段一直持续到1980年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就用六个字一笔带过。

1960年他的儿子出生了。但因为饥荒,一家人都得了严重的水肿。“儿子差点被饿死,他的命真是捡回来的,”孙老说。

1966年,文革暴风骤雨袭来,因为在国民党报社实习的经历,他差点被严加控制。他绞尽脑汁想起那位帮他安身的地下党党员的名字。辗转联系到那人,已经成为一名干部,在坦赞铁路工地。

“那位干部从非洲发回一封电报,证明了我的清白,”孙老说。“但随着文革的深入,他好像也没逃过厄运。工人和农民对我都挺好的,很多人都在默默地帮助我,文革后期把我安排去山里看林场,”他说,“我交了不少好朋友,20多年只读了一本自己偷偷带在身边的父亲买的老书《三国志》。”

今天,他清楚地记得1980年平反时,新来的铁路局领导指着一个厚厚的档案袋说:“你的材料可真不少啊。里面有一张两指宽的小纸条,你看看。”孙老说: “那张泛黄的纸条上没有签名,没有盖章,只写着‘此人有重大特务嫌疑’。”

“这张纸条背后,是我的22年,”孙贻荪苦笑着说。“领导烧掉了纸条。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恢复干部身份后,他选择去了自贡作协,于1993年退休,退休前是自贡作协主席,退休后至今一直在写回忆录小说。

在他劳教的22年里,他的爱人一个人在娘家拉扯两个孩子长大。

“我大女儿从小爱画画。文革时我们偷偷给她请美术老师在家拉上厚窗帘画静物,画石膏像,”孙老自豪地说。文革后,他的女儿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央美院,成了美术教授,1993年移民去了美国。小儿子也念了大学,在重庆工作,是铁路系统的工程师。

“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孙老说。在他的微信签名档上写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火车刚开离成都时,十多位记者围住他,问的大都是同样的问题,而且声音故意提得很高,仿佛孙贻荪耳背得很:“孙老,修建老成渝铁路时艰苦吗?高铁比老铁路舒服吗?您坐上高铁兴奋吗?”

他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大声地回答着扔给他的这些问题,仿佛自己真的耳朵不灵:“艰苦!舒服!兴奋!每次提速都兴奋!”

年轻记者满意地转身散去,拿着录音笔,相机、手机,扛着摄像机,像是打到猎物的猎人,只留下孙老坐在那儿,他微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我说就说什么。这多好啊!”

他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我就是个老兵,一个筑路部队的老兵”。

中国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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