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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洋:谁能搬动号贩子的“小板凳”?
李洋
01月27日

一女子在北京广安门医院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引起了众人共鸣。在视频中,这个要挂脾胃专家号的女子一大早赶到挂号大厅,排在窗口的第三个,当天她要挂的专家有10个号,但轮到她时已经没号了。号贩子随即向她兜售他们挂到的专家号。在视频中女子落泪指责号贩子:“一个300块钱的号,他要4500, 老百姓挂个号看个病,这么多钱,这么费劲……你们是啥呀?你们咋这么猖獗呢?就搁个小板凳,连动都不带动的。”
医院随后回应,“无保安参与倒号的行为及证据”,“医院开通了多种挂号渠道并严格执行实名挂号制。”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将开展打击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就医秩序的行动,对此类行为“零容忍”,并提醒市民如果发现有医疗机构的不法分子内外勾结,可随时向公安机关或卫生部门提供线索证据。
有媒体调查发现,用编造的身份证号也可以挂号,因为很多医院的信息系统并未与公安系统联网。媒体采访到的不少患者表示过类似的意思,“保安会安排黄牛排在前面,等普通患者拍到早就没号了”。广安门医院挂号大厅的保安则说:“有患者投诉号贩子的,就立即‘轰出去’,“号贩子就那几个人,但根本管不住”。还有保安说,一个月前,曾有数十名号贩子在晚间冲击保安亭,“拿起水杯就往头上砸,事后报警都跑了”,此类冲突并非一次。
相信很多人都有在北京的大医院挂号的经历,来看病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尽管院方通过银行、网络和手机开辟了很多新的挂号平台,放号时还是一号难求,因为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与巨大的病患需求长期并存,供求矛盾显著。这个矛盾不解决,只改变挂号方式,不会在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的顽疾。卫计委和公安部门的专项整治行动也只是治标不治本,除非对票贩子的打击能够表现出治理酒驾一样的决心。重典治乱,立竿见影,但在巨大经济利益面前,也不会排除有人铤而走险,贩毒重刑,但贩毒组织还是社会顽疾。
马克思说,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广安门医院这张专家号对号贩子来说已经有15倍的差价,他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标价300元的专家号里有政府管制和补贴,但号贩子敢开价4500元,某种意义上后者就是那张专家号市场价值的一个客观参照。这个落泪呐喊的女子可能负担不起,但总有急需该号,又可以负担得起的患者,给票贩子接盘。换句话说,奇货可居的卖方市场里,需求方不具备议价能力。对视频中女子再多的同情和安慰,对票贩子再多的道义指责都无法改变这一现状。
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贴和价格管控是政府的公共责任。但目前看来,相当一部分补贴和价格管控输在了挂号窗口的这“最后一公里”,相当一部分管控留下的获利空间没有让普通患者得到实惠,反而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市场。挂号厅保安就是这“最后一公里”的守护者。
一个每月3000元收入的挂号厅保安大都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如果倒卖一个号就能挣到接近一个月的薪水,那么在一个由他们管理的小环境内,这些人真的能够抵制每天在自己面前溜走的暴利的诱惑吗?在这次事件中,广安门医院挂号厅的保安到底清白与否,不能由医院自己说了算,更不能由保安自说自话。保安没有公职,但却把持着巨大的牟利空间,犯罪成本极低。试想,在面对票贩子的人身攻击威胁之下,在垄断暴利的诱惑之下,一个普通的保安需要具备多么强烈责任感和公益心才能坚定站在每天和他们一面之交的病患一边?
现有公共医疗资源地域分配格局很难打破,大城市好医院里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医生的收入与付出长期扭曲,医生普遍不再鼓励自己的后代学医。医生自由执业,分级诊疗喊了多年,但医疗改革在许多领域内的步伐还是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有一种普遍的心理“不患寡,患不均”。他们可以早起排队挂号,但要保证排队秩序的公平。保护挂号公平不能靠保安兜底,应该在技术上尽快全面落实实名挂号,医院挂号系统与公安系统联网,并且要有充足的制度设计规避号贩子实名挂号,然后再退号,随即把号补给买号人的漏洞。
患者急于看病,公共卫生管理部门也不能指望他们在短时间内搜集到多少证据举报号贩子和医院不法人员内外勾结,尽快完善挂号系统建设却是卫生管理部门早就该完成的历史欠账。相比这下,尽管火车票购票系统还存在许多问题,但自推出以来这套系统在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自我完善,有效改变了此前票贩子猖獗的局面。
有媒体记者去年年底卧底北京私立医院的医托公司一个多月,揭露的私立医院乱象触目惊心。报道刊出后,卫生部门才到媒体核实情况。公共管理部门对所属领域内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应坐等投诉,应该主动为民解忧。卫生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就是在为“破冰”医疗改革争取时间,为改革积累社会共识。
公共治理,不能只靠专项行动。那些投诉电话和举报电话大都有人接听,已算进步,但如何保证公民在遇到相关问题时,能够通过打一个电话就能解燃眉之急,才算公共服务和管理的实质性改变。一个电话解决问题,功夫在平时,而不是随后的漫长和无助的等待。
深夜施工扰民时,一个投诉电话能够立刻换来安静,这是一个让人有安全感的社会。绝不在深夜扰民成为所有施工队自觉行动时,才是一个真正有秩序的社会。一个个公共管理部门积极作为,才会共同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社会。
视频中的女子哭诉:“这大北京,如果今天我回家死在道上,那这个社会真没希望了。这是首都,北京啊。”当病患在挂号大厅哭诉时,如果管理部门还坐在办公室等投诉和举报,那么这些管理部门就是摆错了自己的位置。它们的存在不应只是为了“善后”,更是为了以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把问题解决在平时,不断提高社会效率和维护社会公平。惟其如此,才能让公民对管理部门有踏实的信任,让公民在面对不公平待遇时有从容应对的勇气。
关于作者:李洋,中国日报驻四川记者站站长

中国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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