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语新解》

孔子学说，作为中华古典宪政秩序与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核心，在《论语》最后一章“尧曰”的首节，予以重要揭示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汤）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余一人’。”（《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265页，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钱穆《论语新解》第45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一版，2012年第16次印刷。峰按：钱穆先生巨著《论语新解》由三联书店初版于2002年，短短十年间，重印16次之多，大陆读者、学界之饥渴慕义，由此可见一斑也。）

孔子《论语》二十章，至此可谓“曲终奏雅”也：尧命舜，舜命禹；尧舜二帝以“天命（天之历数）在帝躬之仁（中者，衷也，仁也）”之宪政哲学，宣告天下：不施仁政、令四海困穷者，天下可群起而诛灭之；汤伐桀，周诛纣，理由尽在：帝王权贵阶层之废弛宪政，不思“万方无罪，罪在朕躬”，归罪臣民、任人唯亲、私蔽政权，对贤臣、善人不予简任、推举之政权，天下必群起而攻之！巍巍宪政之高、百姓好恶之明，皇皇如天；孔子“天下大同”之宪政理想，在《论语》最后一章，再予重申，以示郑重也。

“尧曰”首章下半段，将中华宪政制度之正大光明之道，予以鲜明揭示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悦。”（《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266页，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钱穆《论语新解》第45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一版，2012年第16次印刷。）

孔子告诉天下万民：谨慎地授予权力、推行政策，审慎地制订、贯彻各项法律制度，修治那些废弛的官僚体系，四方大政（仁政）就得以妥善地施行；兴起那濒临灭亡的国家或族群、继承那濒临断绝的世家文化、推举那隐居的贤德之人，则天下万民必然归心。仁政所重，在百姓、经济、丧葬与祭祀等礼乐制度；宽大则得民众之心；诚信则百姓竭力服侍之；恭谨敏锐地处理政务，则事功卓著；公平合理，则天下悦乐。

没有比孔子所言更能精辟概括出古今政治大道的了。尤其值得关注者，在孔子“兴亡继绝”之语，政治含义可谓包容广大：一切国家、族群、文化，都要兴起之、传承之、发扬之，不强求一律，而务在兼容并蓄、含弘广大，这样对待一切人群、一切文明，则天下太平、万民安乐、万邦来朝矣！

自大学自修始，余反复研读《论语》而拜服之；执教高校，乃指定北师大中文、传播两专业“传播学概论”与“人文思想与文化传播”两必修课之各年级本科新生、研究生新生，以及在职研究生班的各层次学员，以钱穆《论语新解》为“指定教材”和期中作业、期末闭卷考试的主要内容，由我逐章加以讲解，大约用全部课程三分之一即12-16课时以上，将《论语》逐章重点讲解一遍，使青年学子切近而深入地体会儒家圣学之广大精粹，力矫现当代学校教育体系之浅尝辄止、道听途说、琐碎无聊、自误误人等诸般恶习，使之焕然明了“民族精神”、“经典智慧”为何物，迄今已悠悠十五载矣！

余读博期间及留校任教期间，从北师大港台书阅览室，意外发现大批钱穆著作的港台印本，节衣缩食，将现有钱穆著作一一复印、反复研读，久之，毅然与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卑俗、浅薄分道扬镳；再参酌辜鸿铭、梁漱溟、陈寅恪、柳诒征、熊十力、马一浮等民国学术思想大师之巨著，尊其为“民国七贤”而私淑之，欣然了悟“道在是矣！”，遂决计另辟蹊径，不再理睬近现代中国主流知识界伪造的所有命题、结论或“权威意见”，以经史子集与西方文艺复兴哲学为学术原点，寄望另造民族新生之精神契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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