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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洋:一个病情加重的“名记”何以承担新闻之重
李洋
03月02日

《财经》和记者高胜科终于道歉了,但他们的致歉与高的“随笔”文章一样玩起了文字游戏。

《财经》编辑部表示,微信公众号发稿把关不严,发表未经严谨处理的随笔文章,给文中所述地区群众带来负面影响,并给广大读者造成困扰,对此我们深表歉意。高胜科表示,其错误“在于没有返乡但文章却以现场纪实的方式表述 …… 影响了这篇随笔的准确性与客观性、严肃性 …… 不论报道还是随笔,都应该严格严谨严肃,客观克制克己。

《财经》编辑部和高胜科的致歉词都认定《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农村》一文是随笔,不属于新闻范畴,并在此前提下以新闻媒体和记者的身份作出了基于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缺失的致歉。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这家媒体发了一篇散文,它不真实,困扰了读者,污损了乡亲,因此致歉。

岂有此理?何苦为一篇随笔,道新闻的歉?《财经》是新闻媒体,不是文学刊物;高胜科是记者,不是作家。在文学体裁范畴内,随笔归为散文一类。散文何谈新闻标准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难道《财经》可以刊发经过严谨处理的随笔?随笔的严谨在于作者的才思,不在编辑部,新闻报道更谈不上“严谨处理”一说,因为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采访环节为基础,不是编辑部所能赋予的。

读者是以新闻的标准阅读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的预设是文中的事实部分都是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小东沟村真实地存在的,但事实上文中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是虚构的。打着新闻的旗号,用虚构制造论据和事实,支撑自己预设的观点,而且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轰动效应,为自己赚取影响,为自己供职的媒体换来点击和阅读。这是赤裸裸的欺诈。

新闻媒介生态就是这样一步步恶化的,读者是被欺骗的对象,是受害者;其他扎实做基层采访的记者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跑断腿恐怕也无法写出如此“精彩”的村庄。

记者手记之类的新闻体裁绝不是天马行空,而是搭配具体的新闻事件和事实出现的一种夹叙夹议的新闻文体,记者如何在新闻事实之上提炼出具有公共意义的观点是对记者基本功的考验。这种“提炼”以真实为基础,强调逻辑的推演和知识的使用,要言之有物,又要言之成理。

高的文章是预设了结论,反向建构事实,是严重违背新闻操守的行为。绝不只是“随笔”二字就能搪塞过去的。如果说那篇文章是对读者的欺骗,那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份致歉就是对读者媒介素养的侮辱,因为《财经》编辑部和高胜科都在避重就轻,偷换概念,回避自己错误的本质:炮制和传播了假新闻,而非所谓的把关不严的一篇真随笔。

在道歉中,《财经》编辑部显然与高站在一边,没有任何深刻的自我反思和检讨。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对类似事件的处理可以与其形成鲜明的对比。2003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长篇文章,揭露该报一名27岁的记者贾森·布莱尔大肆编造独家新闻的经历。这个记者也如高胜科一样,在没有采访的情况下杜撰新闻报道,有些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这犹如新闻界的“水门事件”让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纽约时报》蒙羞。但这份报纸的编辑部还是决定自曝家丑,洗心革面。贾森·布莱尔的记者生涯也就此彻底结束。

高胜科发布几段话的致歉后依然活跃在媒体圈,其个人微博上仍然显示了他致歉之前对读者质疑的强硬回复,以及他此前数篇为其赢得荣誉的新闻报道。我真的不得不对这些报道也打一个问号。

“融媒体”时代,中国的媒介治理更加迫切地需要法治基础,需要独立的行业监督和自律委员会,需要受众不断提高媒介素养,但最重要的还是记者和媒体的自律。“两会”马上到来,这场一年一度的新闻盛宴是对媒体的一次检阅,也是媒体间一次激烈的竞争。希望媒体记者能够珍惜这份职业特有的权利,也承担起权利背后的责任,提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的深入和严肃的解读。不论传播技术如何进步,有品质的新闻报道永远是媒体和记者的核心竞争力。

新闻从业者都应该以高胜科事件为戒。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没了真实,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时至今日,高胜科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显见的逻辑:我所写的事实不存在,但我所反映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假如高胜科今后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那么他最好改行做文学或者编剧。莫言可以凭借高密东北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只要高胜科还在新闻路上坚持上面的逻辑,那么他和他所供职的媒体都会因为“宽甸小东沟村”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不光彩的一笔。

关于作者:李洋,中国日报四川记者站站长

中国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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