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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孔学源流之——从孔子史迁到民国七贤,私学要目(续四)
毛峰
2016年03月16日

续前:第九部:《孟子》,经部典籍之总结。

史部:从孔子史迁到民国七贤的国史正传。

第十部:《史记》(司马迁,简称史迁)。

第十一部:《春秋繁露·天人三策》(董仲舒)。

第十二部:《新语》(陆贾)。

第十三部:《汉书》(班固)。

第十四部:《贞观政要》(吴兢)。

第十五部:《资治通鉴》(司马光)。

第十六部:《涑水纪闻》(司马光)。

第十七部:《皇极经世》(邵雍)。

第十八部:《国史大纲》(钱穆)。

第十九部:《国史新论》(钱穆)。

第二十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

第二十一部:《先秦诸子纪年》(钱穆)。

第二十二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钱穆)。

第二十三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第二十四部:《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

第二十五部:《中国文化史》(柳诒征)。

第二十六部:《国史要义》(柳诒征)。

第二十七部:《中国通史要略》(缪凤林)。

第二十八部:《陈寅恪集》。

第二十九部:《马一浮集》。

第三十部:《熊十力全集》。

第三十一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

第三十二部:《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

第三十三部:《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

第三十四部:《朝话》(梁漱溟)。

第三十五部:《中国文化的命运》(梁漱溟)。

以上经、史两部齐备并深研,乃能谈论“中国文化”,倘无法齐备、深研,慎勿谈论、写作有关“中国文化”的主题。

毛峰《大一统文明:中国梦的文化诠释》

参考资料一:

毛峰《大一统文明》“序论一”第五节:

中华文明的古典宪政遗产,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资源:儒家士大夫的精英民主制度,比起西方近代的多党普选民主制,具有不可替代的稳定优势。

近现代以来,鲜明提出并推崇“华夏民主制”这一学术概念的众多贤哲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是英国历史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他与爱德蒙·博克、约瑟夫·德·迈斯特一样,从法国大革命这一近代无序民主的恐怖教训中,汲取智慧,深刻意识到华夏士大夫主导的古典宪政机制下的、儒家精英主义的有序民主,对全球进步的深远意义。

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和《过去与现在》等名著中,卡莱尔极其精辟地论述了华夏民主制的运作机制:

中国的皇帝是一个比许多人所想象的要聪明得多的大祭司!……他做了一个独特的、系统的尝试,想获得我们称之为一切宗教的最终结果,即“实际的英雄崇拜”,他以真正的热情,尽其所能、永不止息地从众多百姓中寻找并筛选最聪明的人;是这些最聪明的人、天生的国王,统治着这三亿人民……他们不象其余几百万(欧洲)人一样,有什么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战争、以及相互之间令人恐怖的战争!

卡莱尔极其鲜明地指出:“人类的一线光明,是中国的民主思想”,而在当代思想家中,与卡莱尔所见略同而论述更系统、考察更深入的,则是《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的作者、美国学者郝大维(David Hall)与安乐哲(Roger Ames)。

两位学者从当代社群主义民主理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孔子民主思想之间的深刻共鸣出发,系统论述了华夏民主制不同于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民主的根本特点,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面刷新对中华文明过往真相与全球文明未来走向之间关系的最强有力的论著之一。

与利玛窦、蒙田、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卡莱尔、汤因比等西方贤哲,与辜鸿铭、陈寅恪、柳诒征、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笔者称之为“民国七贤”)以及杜亚泉、吴宓、朱谦之等一大批学术思想宗师一脉相承,郝大维与安乐哲对所谓“现代化即西方化”这一当今大多数人信奉的假设,予以严正批驳并指出了一个新的思想方向:

对于启蒙运动、现代性及现代化的冠冕堂皇的单一说明,只是另一种偏执的神话而已。……亦即,这种心照不宣或清晰论述的一些普遍信仰,诸如理性、科学、人权等,不过是戴在西方种族优越论脸上的面具而已。……需要反过来看问题,要把中国同时看成是全球化的对象和源泉。……“现代化即西方化”这一被默认的假设,必须抛弃。

本书第二编论证两点:一是中国从来都是而且将继续是社群社会(Communitarian Society);二是实现中国人民的正当欲望,需要提倡一种社群社会的民主形式,而这种形式与当前支配西方各国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是有抵触的。此事可达致圆满,只要我们在美式民主传统之外,能对社群主义的特色有所心仪。为此,我们请大家领略一下约翰·杜威看待民主的实用主义眼光。这种眼光极适合用来关注中国社会的种种现实,也极适合用来支持在中国实现一种“儒家民主”。

郝大维、安乐哲触及了华夏民主制的一些核心价值,这些世界主义、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谐主义的普世价值,不仅可以社群主义民主的形式,促成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与全面振兴,更足以在全球广大地区实现一种“有活力、充满人情味、有条理的民主模式”,从而促进全人类的文明传播、交流、对话与共同繁荣。

这一切的学术前提和制度前提,在于如何从战略上和策略上全面刷新对中华文明与全球文明的积极互动关系的理解,摆脱“现代化即西方化”这一“全盘西化”派的错误迷思,充分认识到“把中国同时看成是全球化的对象和源泉”这一卓越见解的战略意义。

中华文明是全球具高度普世价值的文明传播的伟大整体,其保持自然生态-社会政经-道德人文三大系统协调一致、和谐互动、和平有序传播的高度可持续性民主模式,不仅在近代早期发挥了“启明”西方世界的历史进步作用,更可以在吸收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若干优点的基础上,探索建树渊源于华夏民主制的当代中国的社群主义民主机制,进而为全球文明奋力挣脱当前三大系统彼此分崩离析的重重危机,发挥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参考资料二:

毛峰《大一统文明》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穆如清风:从孔子到钱穆之中国正统

中国古典宪政体系之道统、学统、政统,历经孔子、子夏、子思、孟子、尸子、荀子、子鱼(孔鲋)等历代圣贤之传播实践,巍然灿然,为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之中国正统,不仅历经忧患、确保了中华文明一再复兴,更在近现代忧患纷乱之世,哺育出“民国七贤”等思想大师以及中国现代一流艺术家的精美文艺作品,堪称“现代中国正统”。

近来观赏民国电影大师费穆拍摄于日寇沦陷神州、围困上海之“孤岛”时期的伟大电影史诗《孔夫子》(2009年由中国香港地区予以数码修复并发行),把玩这一史诗巨片,其素朴如歌、浩气长虹、感人至深,是近代中国人、民国一流艺术家民族正气、铮铮傲骨与精湛技艺的完美表现。

影片结尾部分,特别抒写孔子晚年,孤苦无依、门生寥落,膝下唯嫡孙子思殷勤陪伴。孔子正是在子思的侍奉、陪伴下,毅然完成伟大著作《春秋》。祖孙二人相濡以沫,将董仲舒、司马迁精辟概括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之《春秋》宪政精神,发挥到极致!

通过《春秋》,中国人相信,以天子之尊、诸侯之贵、大夫之强,不足以摇撼中华文明的伟大信念——莽莽苍苍之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以仁爱正义为价值核心,以人民安乐为治理王道,亦即《尚书》金光闪闪之八字文明奥秘——“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违背这一宪政宗旨的天子、诸侯、大夫等天下一切势力,均遭贬斥、罢退、讨伐,换言之,宪政的终极裁判,是人民!

试问:电影大师费穆先生何以有此深妙之见?

观民国七贤之一、一代文史巨匠钱穆大师著名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对民国学术思想与人文氛围的精致描绘,可推知其费穆以及民国时代中国人的学问渊源:

中华文明之宪政神髓,彼时尚未被摧残殆尽,嘉言懿行、宏规伟模,彼时尚在中国灌溉、传布,既深且广,是故伟大史诗电影《孔夫子》,足以在编、导、演、制片上,臻于世界一流水平。在倭寇沦陷神州、南京惨遭大屠杀、孤岛上海乃至全中国愁苦无告之时,受儒家仁义教化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在颠沛流离中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誓将华夏文明光复并复兴为全球文明第一!

费穆特别细致刻画孔子高足——子路奋不顾身与篡弑者决一死战的壮烈情节,寄寓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对民族正气、祖国光复的殷切呼唤!

余在北师大2013年大一新生、研一新生课上,谆谆以告诸生:余之选定教材,乃民国七贤之一、钱穆先生《论语新解》、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以及费穆先生执导史诗巨片《孔夫子》等名著,从孔子史迁到民国七贤,乃国史正宗。

钱穆、费穆两先生以道德、文章垂教于世,其名讳之“穆”字,深涵中华文明神髓——穆者敬也,深深恭敬于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则个人生命亦深深浸润于《诗》所谓“于穆不已”之温存恻怛、刚直纯正,庶几自立而立人,巍然为人群楷模、人世良知,任凭举世俗流滔滔而“确然不可拔”者也。

子思《中庸》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此中华文明之广大自由境界,天地人大一统宇宙生命之繁复美盛也。置身今日全球生态-经济-社会-人文之重重危机中,余内心之无尽光明,得之于儒家六经、晚周诸子、西方贤哲,乃灿然绽放于无边黑暗之中!

恰如晨光熹微之海滨曙色中,余在海口西岸之美丽海滩上,眺望北部湾,遥想浩瀚太平洋,鲜红朝阳跃出于胸中,铺展万道金光于粼粼海面,余深知此“黄金之路”,得之于余内心黄金一般宝贵之灵性觉醒,得之于天地神明之黄金恩赐,犹如惠特曼所吟咏之密叶丛中的一对雏鸟,犹如杰克·凯如阿克在北美荒凉峰上领悟出的那“钻石一般的寂静”,犹如浩瀚银河之天鹅星群、北极辰星,犹如宇宙一切广大精微之神妙律动,绵绵不息,刹那新生,周而复始,直至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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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文化传播学、中国国学传播、西方哲学艺术等人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