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卢森堡公园，波德莱尔雕塑
波德莱尔是现代文明的伟大揭穿者和勇敢探索人类出路的伟大探险家、预言家。在晚期散文集《迸发》（一译《火箭》）诸多伟大篇章中，诗人预言了现代文明在精神层面的急剧萎缩：
世界行将终结。它还能延续的唯一理由是它还存在着。这理由多么脆弱……从今以后，这世界在天底下还能有何作为呢？……机械把我们严重美国化，进步在整个精神层面严重萎缩……我恳请所有思考者：向我展示生命中继续存在之物。……人性如同复仇的饕餮怪兽，将夺取人们自以为从革命中合法继承的一切，直至最后一块肉。……普遍的毁灭或进步——名称不重要——并不特别表现在政治体制上，而是人心的堕落。我是否有必要说，政治剩下的那点东西，在全民拥抱的兽性中挣扎，统治者为了维持下去并建立一个秩序的幽灵，不得不奔忙于各种手段之间，现在的人性虽已十分冷酷，但在这些手段面前也将不寒而栗——于是，儿子逃离家庭，不是十八岁，而是十二岁，他因贪婪的早熟而出走，不是为了寻找英雄般的历险，不是为了解救囚禁在塔里的美人，不是为了用崇高的理想去让一间阁楼永垂不朽，而是为了发财致富，为了与父亲竞争，他可能创办一份报纸来传播光明，让人们相信彼时的世纪是迷信的帮凶。
启蒙主义的现代神话，用喋喋不休的现代传媒来蒙蔽大众：“你目前的生活就是最值得过的，你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是史上最好的，此前的时代不是蒙昧的就是僵化的，总之，好好干，一定发财致富，一定……”
波德莱尔以绝望的眼睛注视着本性愚昧的、奔忙劳碌的芸芸大众，那些在巴黎街头奔走的“贱民”，自顾自地点燃一支香烟，任凭思绪与夜色在烟雾中飘荡——“他凝视着雪茄升起的青烟，心想：这些思绪要去向哪里，与我何干？”
本雅明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里，精辟刻画了波德莱尔这一现代文明预言家的形象，可参证。
在诗的技艺，波德莱尔提出了著名的“通灵”学说。
波德莱尔认为：“无规则，也就是出乎意料、惊喜、讶异，乃是美的特征和基本成分。”他针对1855年世界博览会在蒙田路新美术馆举行画展之机，撰文道：“如果所有要表达美的人，都必须遵循那些‘宣誓就职的学院教授’定下的规则，美本身就会从地球上消失。因为，所有典型、观念和感知，都交混在一个巨大统一体中，这个统一体单调无个性，广阔如同烦恼和虚无。多样性，这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会被从生活里抹去。”
我所供职的大学，就充斥着这些被“理论”、“定律”和“规则”所捆绑、所愚弄、所残害的“教授”们，全然忘记了：哲学和艺术、诗歌与散文，全都来源于对“存在的惊异”。
波德莱尔说：“在多样化的艺术创作中，总有某些新东西要超出学院派的规则与分析之上！……引起讶异是艺术的最大快乐之一……美是古怪的……它怎么可能被地球上某门学科的小庙所设置的空想规则所统治、改良和修正，而不危及艺术的生命呢？这种古怪的成分，构成并定义了个性……”
波德莱尔从“男人英俊的脸”找到了“美”的定义：“美是某种热烈而又忧伤的东西……男人英俊的脸……包含着某种热烈而又忧伤的东西——精神的需要，暗中压抑的野心——产生出某种低沉嚎叫的力量——有时是复仇似的冷漠，有时是神秘，最后是‘不幸’。……欢乐是美最庸俗的装饰品之一，而忧郁是美最卓绝的伴侣……完美的男性之美，是撒旦，弥尔顿诗歌笔下的撒旦。”
在《拉芳法罗》里，他刻画了自己的密友、诗人萨米埃尔·克拉梅尔的形象：“激情只是一闪而过。他会为了一个刚认识的男子，卖掉多件衬衫，就在他们昨天执手相视之时，他就与之缔结了亲密的友情……他迷恋一个朋友就像迷恋一个女人，喜欢一个女人就像喜欢一个同伴……”
这是对美好的同性恋情的最佳说明了。
诗就是各种相异要素的令人惊讶的古怪调和，一如生命。波德莱尔写道：“诗歌，与绘画、厨艺、化妆相关联，可以表达一切甘美与苦涩，一切至福与厌恶，它让这般名词与那般形容词交合，让相似之物与相反之物交合……”
波德莱尔的诗艺，是一种引发凡夫俗子激烈争议的话语策略：为震惊而写作！1852年，他写信给戈蒂耶，说他打算为《巴黎杂志》写几首“恶之花”：“坚决地保护我！如果人们对这样的诗不是百般抱怨的话，我就再给他们一些更‘通灵’的。”
从此，照亮近代文明黑暗的“通灵”（voyant）这一概念与理想，正式跃出了世界文化的历史地平线：
与工业文明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事功主义判然有别，“通灵者”主张人类生活的最大目标，不是金钱、事功，而是与宇宙生命的灵性深入沟通、交融、合一。
19年后，美少年阿瑟·兰波，于1871年5月13日和15日，分别写信给老师伊藏巴尔和好友德莫尼，用“通灵者”来形容他心目中的诗人，史称“通灵者书信”。
信中，兰波精确地写道：“波德莱尔是第一位通灵者，诗人之王，一位真正的神。”
与卢梭那虚幻不实而又矫揉造作的“重返自然”胡说判然分野，波德莱尔主张在城市生活里寻求“通灵”的生命体验与诗歌灵感。他1855年写信拒绝有人邀请他参加对巴黎郊外枫丹白露森林吟咏的诗歌合集：“亲爱的，您要我写关于‘大自然’的诗，大概是写树木、绿荫、昆虫和太阳吧？您很清楚，我无法为植物感动，我的灵魂反抗这种奇怪的新宗教……我一直想，在繁盛而常新的大自然中，存在着某些厚颜无耻和令人悲痛的东西……我想念那些非凡而卓越的城市，有奇妙的音乐，流经城市上空，于我有如传译着人类的哀叹。”
大自然把清洁的空气、万物鲜活的生命气息，赋予久困工业污染牢笼里的城市人，在此意义上，大自然是人类生活的道德源泉之一。然而，大自然又以无比严酷的力量与能量转换的大循环，将瞬息存亡的生命一一灭亡并收归自身，在此意义上，大自然又是“厚颜无耻和令人悲痛的”，所以，现代诗圣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傲然宣称“死亡远比性交更污秽”，而安德烈·纪德在《伪币制造者》中揭示说“上帝的真实面目，是残忍！”自然之阴阳两面，只在《易经》哲学架构内，才能获得透澈和解。
卢梭虚妄提出的“返回自然”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城市文明榨干了乡村生活的最后一滴鲜血——青壮年被金钱驱赶着进入城市，乡村只剩下老弱病残，哪有活力可言？
逃到乡村、暂避一时、偷得一些温馨与浪漫的城里人，终不敌城市生活的压力与诱惑，最终必然无奈返回城市，恰如小仲马《茶花女》所刻画的：天真少年阿芒与所爱交际花（高级妓女）玛格丽特（茶花女），远避巴黎声色场所（今在北京称“休闲会所”、“洗浴中心”）移居乡村，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变卖茶花女卖身接客所获得的珠宝，如此爱情，必难以为继，再加上阿芒父亲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家族势力对阿芒“接班”的严厉要求，茶花女只好重操旧业，直至憔悴而死；阿芒也重回资产阶级家庭怀抱、顺利“接班”了，“重返自然”不过是一幕自欺的悲剧而已！
波德莱尔透澈地排除了这些乌托邦的有害迷雾（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启蒙哲学，这些哲学神话都激起巨大乌托邦幻想并极易蜕变为思想与制度上的残忍、卑鄙的暴政），毅然平静地置身于城市生活的瞬息奢华、迷人的流动与绝望之中：
老巴黎已不复存在（一座城市的模样，唉，比一个凡人的心变得还快）……巴黎在变！我的忧郁却纹丝未动！崭新的宫殿，脚手架，房屋成片，老旧的市郊，一切于我均含寓意；我珍贵的记忆，比岩石还沉重。
欣赏着拍摄于1845-1850年间的巴黎老照片，对照我在塞纳河上亲见之亚历山大二世桥的金碧辉煌，再叠印着天津海河两岸，在原意大利、法国等十四国租界原址兴建的意大利小洋楼风情区，但见街上翩翩少年，依然鲜衣美色，依然耀眼夺目；我暗自感叹：资产阶级城市文明，在全球各地的一一胜出、不可遏止；波德莱尔平静的忧伤与绝望，远远高出卢梭等人有害的激进主义，散发着迷人的诗意，揭示着一个沉重的抉择：
做一个美丽的通灵者，安静地玩味着生命的神秘、美与悲惨；做一个资产者，活跃地享受着财产、势力、美色所赐予的欢乐与劳碌；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通灵者是命里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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