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杨朱篇》蕴藏着深湛的生命哲学沉思。

孟子尝称自身所处时代“非杨即墨”，即不是归属杨朱学派，就是归属墨翟学派，孟子以两派主张“无父无君”而斥为“禽兽”，其严正之立场，标举儒家中正之教，亦无损于杨、墨两派观点之合理、可取之处也。

杨朱子之立论，颇近于老、庄、列之道家学派，主张超越世俗评价，“齐生死、贤愚、贵贱”而逍遥于物外也。

杨朱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

杨朱所言，触及了中国哲学乃至一切人类文明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万物的终极归宿都是死亡，则万物生前之善恶又有什么不同呢？

如此设问、推究，则必然推导出两个结论：要么，万物的终极归宿，不是死亡，死后的生命，将因生前的善恶而遭受审判（基督教）或因果报应（佛教）；要么，如儒家所言：一切善恶，由于全社会对每个人行为的历史记忆、道德评价而长存，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每个人的言行、每件事的是非曲直，都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贤德之人永受尊崇，邪恶之人永受谴责！

历来论生死善恶，不出此二途：要么宗教，要么道德，宗教给予人“外在的约束”，道德给予人“内在的约束”；故而，西方文明，以宗教信仰为内在支撑；中华文明，以道德人文主义（儒家信仰）为内在支撑；伴随宗教信仰的没落，西方文明遭遇内在的衰败；伴随儒家信仰在中国被错误否定，则中华文明也处在是非不分的内在衰败之中。

让·保罗·萨特援引《卡拉马佐夫兄弟》所言“假如上帝不存在，则一切行为，就都是可以的了！”萨特称之为“现代历史的开端”：假如外在的约束——上帝及其宗教信仰已经遭否定，则人类行为的善恶是非，都是不分明、不清晰的，人类为什么要遵道而行德呢？萨特《存在与虚无》就是力图解决这一道德难题。他的基本思路是：假如你自我期许的事情，使你获得“自由”感（存在），那么，你就要鼓起勇气“负担”你的“自由”所带来的一切境遇，包括各种责任，因此，只要你自感“自由”，就可以拒绝那些“外在约束”（宗教以及一切世俗信念）的“假仁假义”的所谓“道德评价”，你只需“忠于自己的自由”、勇敢担当这一“自由”。

萨特的小说《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和剧本《可尊敬的妓女》、《肮脏的手》都是对这一杰出思想的抒写。

儒家人文主义，不从“权利”和“自由”角度，而是从“责任”角度，来定义人的“存在”，恰如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自由”不能忽视“人的境遇与责任”；儒家的“责任伦理”也不排斥“自由”与“权利”的考量。

《孔子家语》载，曾子少时耕耘，用锄不慎而伤瓜，其父曾皙一贯狂放，抄起棍子，一通乱打，曾子非但不避，还宣称：“尽情打吧，只要父亲大人能解气就行！”孔子闻而怒，告门卫：“曾参来，勿纳之！”曾参求饶，孔子教诲曰：“昔人大舜，父瞽母嚣，巧为逃避、周旋，以获两全；汝父痛打，你不跑还说好，你傻呀？！”曾子知错而改。

儒家礼教，一向以尊位慈仁、卑位忠敬为“两全之策”，换言之，礼教秩序中的双方，父子、君臣之间，是权利义务对等关系：君敬则臣忠，父慈则子孝，根本不是后来程朱理学或满清奴儒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之类胡扯，臣死则孤君必死；子亡则独父无养，如此胡扯，竟成为近代“批儒”之借口，荒谬至极也。

杨朱子，借管子与晏子议论养生之谈，提出了自己鲜明痛快的“纵欲主义”之人生主张：

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目之所欲见者美色……鼻之所欲向者椒兰……口之所欲道者是非……体之所欲安者美厚……意之所欲为者放逸……熙熙然（放纵）以俟死……吾所谓养。

子产公孙侨，为郑国宰相，郑国因此大治。其兄公孙朝好酒，其弟公孙穆好色，子产以礼义、性命之说劝之。二人的答词，充满了人生的睿智：

凡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以难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杨朱学派、道家学派，确然对个人养生、适意逍遥有真知灼见，但只可治内，不可治外也。

声色犬马，固然可娱乐残生，但礼乐仁义之道，亦不可废于人世治理也：若君臣道息、天下大乱，则个人又如何能安然纵情于声色耶？

由此可知，观点不可推之过度。

夫子曰：“过犹不及”，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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