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六经涵括宇宙人生古今之大道，《河图易经》则涵括宇宙万有之伟岸瑰丽之图象，乃中华科学-哲学-人文大一统文明的智慧框架，也是儒家六经学术的根柢所在。

胡煦巨著《周易函书》，根本厘清了易经的哲理精髓，尤其是《河图》与《周易》之间的基本关系：《河图》（含《洛书》）是《周易》的源头、根底、神髓，通行本《周易》仅仅是“文周”即文王、周公对《河图》的扩充、展开，与《河图易经》相比，显然是第二序列的典籍。

最具革命性的发现之一，是胡煦毅然批驳了南宋朱熹提出的、影响后世甚大的“易本占卜之书”之说，认为朱熹在占卜上着眼，专向卦爻上推究人事，与易理“多不相通”。

胡煦认为，易经为传道之书，虽有占卜因素，却是细枝末流；朱熹占卜说把读易、解易者引入歧途，使得人们仅仅通过占卜来关注人事祸福、利禄侥幸，完全违背了圣人借大易传道、立教之宏伟宗旨。

由于胡煦尖锐批评朱熹易学，其子胡季堂在刻印胡煦著作时，把四库全书版中有关“朱子”、“本义”（即朱熹《周易本义》）的讨论（尖锐批评者居大多数），全改成“先儒”、“后儒”等模糊、隐晦之词，可见程朱理学被元明清奉为一尊以后，极大压抑了学术探讨，更显示了满清的思想僵化。

胡煦认为，易经不仅是六经根柢，更是一切思想知识的源头，举凡六经、四书、子史百家、农工医卜，无不是易经哲理的分用：“六经为圣人传道之书，而《周易》则圣道之大本所系。”（《葆璞堂文集》卷三）

易经“开六经之始，而六经胥不能违；探六经之原，而六经止分其用。”（《周易函书序》）

胡煦论易，最重易象，认为魏晋王弼“扫象说理”之说，误导后人易学甚巨。宋儒因之，易象、易理失传甚久：

然六经皆载道之书，而《周易》实具天人性命之理。《周易》止卦爻之设，而图象实括始终本末之全。……图象犹日月也，理犹光明也，光明即日月而具，无日月而光明何生？乃自王弼扫象，一归诸理，宋儒因之，象失其传，由来久矣。

胡煦在《周易函书约存》载于卷首之“总义”，深刻概括了河图易经之伟大缘起、根本地位：

《周易》传道之书也。道理显于文字，文字肇于图书。图也者，数之聚，象之设，而理寓之也。河图洛书，天以图示也。先天八卦，圣人以图教也。无数不行，无象不定，无理不灵。行之定之灵之，是无辞之《周易》，有言之伏羲也。

道原于天，开于圣，创之于伏羲，继之者文周孔子，始之者河图洛书也。盖图书为天地自然之易，历圣相传之心法，遂无不悉具其中矣。圣人之道，尽在《易象》、《春秋》。易象，其大本也；春秋，其大用也。易象所阐，乃天人合一之旨；春秋所著，乃天人感应之机。

孔子撰述《易传》，与撰述《春秋》，同一崇高旨趣，即为后世万代，揭示出宇宙存在、历史存在的根本法则。《易》绝非“占卜之书”，董仲舒所谓“达《易》者不占”，最为符合《河图易经》的根本、儒家六经之博大内涵也。

自夫以《周易》为占卜之书，学者宗之，各各向卦爻中究心人事，遂使图自图、卦自卦，四圣之易不复相通。于是乎先天四图不能比合图书，则图之义渺然，拆图之说纷然矣。……河无图，洛无书，伏羲奚所凭而画卦？先天之必则乎图书审矣。……故欲明《周易》者，断自图书始。

河图洛书、八卦之图，乃伏羲所创；卦爻之设，则源于文王、周公（文周），孔子以哲理之辞诠释之，如此，一部开天辟地、建树天地人大一统宇宙生命秩序、贯通天人合一之宏旨、中国文明与中国智慧之根底、涵括中华哲学-科学-人文大一统文明框架、根本秩序与根本智慧的宝典巨册，至此，脉络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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