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中华典籍中最古老、影响最大的一部经典，被尊为“众书之祖”、“书经”，尚的意思是上古，是渊源最深的，因而受到后世无上尊崇的书。尧舜又称唐虞，其古典宪政治理的创制与设施，称唐虞之道，乃中国大同宪政之核心。
我对《尚书》的研读经验是：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英明的政治领袖，面向无限宇宙时空、林林总总的宇宙万象，发出的一连串真气淋漓、雄浑铿锵的“龙吟、凤鸣”，这是中华文明在龙腾大时代，向着全天下，发出的“人道最强音”、“文明最强音”，它要告诉世界：一个天地人协调共生、万邦和谐、光明普照的人类生活，是如何缔造、组织起来并逐步完善的！
汉儒伏生《尚书大传》引述孔子的话说：“二典（尚书最具代表性的前两篇）可以观美”，亦即：中华文明之博大精美，荟萃于《尚书》之中，后代足资效法取式。
依我的欣赏和研判，《尚书》是中华文明崛起于古典世界各民族之林时，向苍天大地、芸芸众生，发出的英雄主义的、青春主义的伟大颂歌，一如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万千音符和思绪，被乐圣贝多芬，用超人一般的意志力，中国话是“元气充沛”，灌注在一个主导动机和反复演进的旋律中：所有音部、声部、曲式、节奏，都如同整装待命的青年士兵，在一个英雄元帅的指挥下，向着一个清晰不变的目标前进，那目标就是全人类光明进步的文明事业；直到这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大军，如九部交响曲，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呼啸而来，冲决一切艰难险阻、纷杂疑虑、患得患失等等不良情绪的干扰，以磅礴万里之势，横扫疑虑的阴霾迷雾，途中洋溢着青春跃动的虎虎生气，最终进抵全人类的光明美好的广大未来！
美国太空署向外太空发射航天器，以捕捉可能存在的宇宙生命时，选择播放的太空音乐，就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中国的古琴曲《高山流水》：因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事业的两大巅峰与表率！
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领略一番《书经》的伟大智慧，伸出心灵之舌，吮吸它那青春的气息，侧耳谛听它那无与伦比的英雄旋律吧！
1，尚书乃中华文明本源，古典宪政之渊薮
中华民族合理组织其文明生活、在欧亚大陆东部不断崛起的历史纪录，完备详尽地记载于中华第一经典《尚书》。尚者上也，即文献采自上古，是全民族无上尊崇之书，所谓“书中之书”、“万书之首”，故称“书经”，受尊列为儒家六经第一，乃中华文明的本源、中华政教之渊薮。
《尚书》是经孔子审定的上古政治教化文献的第一次大的结集，孔子以此教授学生，孔子嫡派后裔、汉代大儒孔安国为之传注、唐儒孔颖达等为之疏解，称《尚书正义》，编入清太子少保、光禄大夫、江西巡抚兼提督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中，成为洞悉中华政教本源、中华文明之宏规伟义之第一书也。峰尝于《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中概论之曰：
全球史上第一次系统提出、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是上古文献《尚书》。尤其是前两篇《尧典》、《舜典》对“协和万邦”这一崇高价值理念的提出以及一系列相关论述、建制，构成“中华文明观念与制度”的伟大创世纪，这一居当时全球价值生产链条最高端的经典论述，被轴心时代的孔子以及儒家学派全面继承，孔子进而在《礼记·礼运》（大同篇）等宏大论述中，更系统地提出了“天下一家”的普世文明价值体系。
这一体系贯彻于中华文明的全部传播史中，根本性地塑造出汤因比《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人类历史的成功模式——中国模式”，即将一切地方经验、利益冲突、观念博弈，逐步融合统一在一个更高的价值生成范式之中，这一范式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概念”、“神州知识”——即“一视同仁”。
这一概念，把一切认同人类价值“仁”、“义”即文明传播的基本秩序者，不论种族、信仰、地域、社会地位、发展水平等如何不同，均视为统一的、和谐的人类整体。由此，中华文明避免了希腊罗马文明的帝国主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的一神教独断主义等价值表述的歧异性、冲突性、独断性等较易引起动荡与文明破坏的论述，不仅确保了中华文明在大部分时间里的稳定繁荣、持续进步，更在13世纪前后以儒家世俗人文主义的治国理念，经耶稣会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的传播，促使近代欧洲摆脱天主教会的僵化束缚，开始了伟大的全球文明崛起！
2，孔安国《尚书序》揭示古典文献渊源
孔子嫡系后裔、汉著名儒者宗师孔安国，其所撰之《尚书序》，本身就是一篇博大深邃、瑰丽典雅、字字珠玑地诠释中华文明传播源流、统系、目标，进而真确无误地揭示出深广莫测的神州知识体系、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
尚书之所以被尊为“书中之书”，乃在于荟萃了上古政教之精华。唐儒孔颖达疏注“尚书”二字曰：“圣贤阐教，事显于言，言惬群心，书而示法……后人见其久远，自于上世，尚者上也……书者，舒也。《书纬·璇玑衿》云：‘书者，如也。’则书者，写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
《尚书正义》备载上古文明，其大同宪政主义政治，欢洽群心、舒展人志、畅遂民情，所以垂世立教、流传久远。孔子《礼记·经解》所谓“疏通知远，书教也”，疏者朗也，通者达也，疏朗、通达于上古政教文明久远之事，可垂诸久远、立宪后世也。
上古三皇五帝之书谓之“三坟五典”。
坟者大也，典者常也，孔子盛称尧：“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舜推行的“天下为公”、大同主义德教，如泰山一般巍峨，孔子鄙薄夏商周政教仅为“小康”，此《尚书序》明言申斥夏商周三朝“家天下”为“设教不伦”，无法比拟尧舜大同主义政治，深责大禹废禅让制而传子启而成家天下之小康局面，丧失了尧舜时代华夏天子与臣民、诸侯共治天下古典联邦民主宪政制度之宏纲，但称其“雅诰奥义”，认为足以匹配上古德教之揆度也。
孔安国引《春秋左氏传》楚左史倚相“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进而揭示尚书文献的根本用途，在于“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
孔安国所撰之《尚书序》，细细品读下来，中华文明之伟岸身躯，历历如在目前，敬仰感慨之余，峰不禁于书眉批曰：“古意深沉，中华久长也”！
盖无历史传承、大同胸襟之文明秩序，犹如浅滩之水，转瞬即干涸、枯竭、灭亡，谈何建设、创造、辉煌耶？
峰进而论曰：不幸满清末季以来，政教衰微、科举僵化、文网繁密，士子皓首穷经、全无一用；俊彦逞其才智、炫其博雅，竞成考据陋习：近代浅学陋儒如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诸人，不加深研细究，即援引西学浅说，群相鼓吹所谓“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诸“新派史学”教条，不仅“稽古”伟义全盘背弃，更胡乱提出“疑古”、“辨伪”、“整理国故”、“捉妖打鬼”、“砸烂孔家店”、“撕毁线装书”等荒谬主张，误导民情舆论、自毁精神长城，最终畸变为大陆1960年代开始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殷鉴可谓深远矣！
余曾访美国纽约，见APA出版社和Discovery Channel合作出版的《旅行者环球精选指南——纽约》一书，将纽约每条街道、每幢建筑的来龙去脉、历史沿革、建设意图、观赏重点等，介绍得明明白白、巨细无遗，方知纽约城市文化的形成，全赖此种对历史、对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造就了美国、欧洲等近代西方文明的辉煌奇迹！
3，尧舜（唐虞）文明的伟大宪政制度
综观《尚书》开篇之《尧典》、《舜典》以及《大禹谟》等经典文献，可知中华文明在此创制期内，确立起一系列具有伟大普世价值、深广人文意义的文明观念与文明制度，形成了博大深厚、包容多元、一视同仁、稳固合理的文明传播秩序。
今提纲撷领，予以撮举如下：
第一，《尚书·尧典》首揭“稽古”伟义，深合文明传播之根本精神——敬承文明遗产、深研传播经验、永怀圣贤仁德，盖人类感官经验飘忽不定，能源源本本地记录、验证、稽考之文明遗产，唯历史传统这一人类经验的宝库，故而中国古人极注重详实可靠的历史记录并从中生发出伟大的历史哲学、传播哲学，以引导以后的文明传播实践。
围绕《尚书》等儒家“六经”所进行的、伟大崇高的“神州知识系统”、“华夏知识体系”的生产，实际上就是上古时代的中国人，不惜流血牺牲（譬如抗拒暴秦的焚毁屠杀）、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地保存中华政教正统、反抗暴秦等专制统治的一次无比伟大的价值生产，经历这次历史大较量、大决战，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历史真相，得以从秦火坑灰中蓦然浮出，永远辉耀人寰，成为全人类的智慧珍宝以及普世价值的最经典论述。
此伟大知识体系、此文明传播秩序与人文智慧、此不刊之鸿教、具有宪法意义之经典论述，历经尧舜、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诸圣贤确立、揭示，经后世儒者不断注解诠释，备载于《十三经注疏》以及《二十四史》等经典文献中，永远成为掌握中华文明传播奥秘以及稳固真确的中国知识体系的不二法门。
第二，《尧典》再揭“钦、明、文、思、安、恭、让”七义，以界定人类文明生活的境界：钦是尊敬，明是智慧，文是条理，思是精神，安是气度，恭是礼貌，让是风度，七者连环相扣，标志着文明生活超拔乎野蛮生活之上的高远境界与优雅品质，这样，文明之光从人类生活的深处（安安）迸发出来，可以照耀宇宙万物、上下古今，可以传播（格）到无限，人类在文明的基础上融合为一体。
第三，《尧典》自稽古、钦明文思安恭让七义基础上，再升一格，从人类生活的境界、品质、风度，雄然伟然升向全人类的和谐统一：克明俊德，则九族和睦亲密；九族和睦，则百姓明于事理；百姓明理，则天下万邦，无论政教风俗有何不同，都可以和平共处、永远协调一致了。
这“峻（俊）德”之“德”，就是孔子后来提出的人类生活的最高原则——“仁义”，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谓“美德即知识”、“至善”之义，也就是哈耶克、波普诸人所谓的“自由、公正”诸原则、罗尔斯所谓“公平正义乃一切制度的首要目标”之说的根本旨趣所在。“德”之本义乃“得”，意即：循此准则，万物都可得到；违反这一准则，万物都将失去！诸君若观古今强权顷刻间灰飞烟灭的历史记录，就能明白：此乃颠扑不破、四海皆准的终极真理也！
第四，《尚书·二典》宣示文明理想（协和万邦）、文明准则（克明俊德）之后，随即着手进行一系列伟大的文明制度的创设、规划、建制：
尧帝命羲、和二氏分司执掌天文历法以助农耕的制度；舜帝受禅即位，先昭告上帝：“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汉儒马融注曰：“文祖，天也。天为文万物之祖，故曰文祖。”[5]峰按：文者，秩序也，苍天以日月四时等天文赋予万物以秩序，故而文祖即中国人心目中之上帝也。舜帝礼毕，立即着手校准、规制天文历法制度，《尚书》、《史记》所谓“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玉衡，上古王者正天文之器，如浑天仪之类，在者察也；七政者，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星”也，一说为祭祀上帝山川、班瑞四岳群牧、东西南北四巡、归告祖庙等七大政事，亦通[6]。总之，祭祀、巡视、校准天文历法，均以佐助农耕、恭敬保护苍天自然为德政第一、文明第一；
咨询四方诸侯在中央的代表“四岳”以及群牧、贤人，公推、特选专才以治理政治急务（譬如洪水）的人才特选制度，显示尧舜时代的政治制度是君臣共治、诸侯共治制度，尧帝不敢自专，听任四岳任用自己反对的鲧治洪水长达九年即明证；
洪水泛滥，最高统治者自居不德，乃咨询“四岳”以特选、确定、试用继任者，先让位于四岳，四岳及其所代表的各地诸侯在中央政府地位之高、权力之大，昭昭可见；《史记》、《帝王世纪》等文献载：尧帝继位就是因为帝喾去世后、继任者帝挚在位九年无政绩，诸侯归政于其异母弟唐侯放勋，帝挚遂禅让于尧帝[7]。可知作为君臣共治、诸侯共治的华夏联邦民主制一部分之禅让制度，其任贤、公推、选举等民主制采自上古、渊源深广，非能以君主专制目之。尧让舜，舜让禹，“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8]表明上古禅让、传贤制度，是华夏城邦民主制的一部分，天子以德居位，无德则废，无人敢专天下大位也，这与夏商周传子之家天下、秦汉以下文治政府的选举政治制度不同，更与明清以下尤其是满清君主专制制度有天壤之别也；
主政者对继任者进行推举、试用、考察、评价，确立继任者（舜）摄位、施政、祭祀、朝觐四岳群牧、五年一巡守、诸侯群牧（十二州牧）四年一朝会、中央地方修礼乐统一、彼此权力制衡等一系列君臣共治、诸侯共治之华夏城邦联合体系，完善伟大的华夏民主联邦制；
划分华夏为十二州、设立十二州牧（群牧）等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行政分权制衡、推行中央地方水利、交通、治理体系等统一规划、统一行政制度；
对罪犯、不服华夏政教之部落、城邦，强行迁徙、流放至远荒边鄙地区，同时让这些原先亲近华夏文明的部落、城邦将文明观念、制度传播到这些地区，《史记》称之为“变北狄”、“变南蛮”、“变西戎”、“变东夷”等文明传播制度；
继任者摄政之后、正式登基之前，再次咨询四岳、十二州牧，开四门汇聚四方人民的意见，在退位君主去世三年后，主持祭祀大典，然后避居一隅，由天下诸侯以朝觐、决疑等方式最终决定天下帝位由谁继任，践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
建立、完善中央、地方官制：司空掌水土；田正掌耕种；司徒掌五伦教化；司寇掌五刑；共工掌制造；虞官掌山林；秩宗掌祭祀之礼；典乐官掌教育、歌诗、学术；纳言官掌舆论、民意采集，以上六卿与四岳、十二州牧，合为二十二人，与帝君臣共治、诸侯共治的“文治主义”的“士大夫”文官治理体系；
君臣共治、分权制衡的吏治体系，君臣、中央地方各政府部门之间，彼此相互训诫、彼此监察、定期考绩、分权监理的文官吏治管理制度；
尧帝立诽谤木（华表），舜帝立敢谏鼓，建立“四门”、“四目”、“纳言”等舆论机关和舆情公开、民情上达、人民监督百官、司法诉讼等一系列独立的舆论信息制度、民情告诉、监督官吏、司法受理制度；
帝王巡守地方各处，必请各地耆宿、大师、盲瞽陈献歌诗，问鳏寡孤独者疾苦，以观地方、中央政教得失，命集市纳贾以观民风俗善恶，建立谏议中央地方行政的舆论表达、商贾管理、孤寡废疾抚恤等制度；
建立完善独立史官制度，记录君臣言行，诸侯、臣子、人民评定君主、大臣等主政者功过是非、政教善恶等伟大的历史评价制度（譬如谥号等）以及档案稽查、图籍保管、整理、收藏、传播、利用等完备的文献制度；
特举高贤大德（譬如舜帝举用“八恺”、“八元”等十六部族城邦贤达人士，推行政治措施、宣教四方人民）主持水土规划等中央地方大政，传播华夏政教于四方蛮夷，促进“内平外成”、中外和谐的政治局面；
金木水火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之“六府三事”财税经济制度、德政养民的经济政策，确保经济安全、公平均衡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完善体系；
推行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典（亦称五品、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基本道德制度、伦常制度、社会文化制度，纲纪天下万民，形成天子-诸侯-卿相-士大夫-士子-乡绅-庶民彼此、内外制衡、全社会一体和谐的伟大文明观念与有效公平合理进行治理的伟大宪政制度体系。
……
这些伟大的文明观念与文明制度，构筑起中华文明的伟大传播秩序，确保了中华文明，能从广阔地域和繁多文化中凝结为伟大、紧密、繁荣的文明整体，确保了中华民族在一万年的时间跨度里，取得举世共尊、独步古代的伟大文明成就！
此后，夏商周、秦汉隋唐、宋明等各王朝，继续在中华文明的传播秩序中拓展、深化，通过“禹贡九州”、“五服”、“五爵”等王朝纳贡、封赏、财税、屏藩体系，将整个东亚吸纳凝聚为伟大的文明统一体。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文官（士大夫）治理模式（即文治政府模式，皇室、文官、士子、乡绅、庶民分权制衡的治理模式），虽经明清废宰相立内阁而遭遇严重损伤，但政治的变动、国势的涨落，均不足以摇撼国民对自身文明传统的伟大信心，这一信心和热忱，在汉末、唐末、宋末、明末、抗日战争等民族危机的最紧要关头，发挥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和民族道义精神、奋斗精神，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最强大的精神资源、制度资源和最崇高的道德力量。
4，晚周竹简中记载的唐虞宪政
发掘于1993年湖北荆门附近郭店一号墓的大约十六部文献，被冠以《郭店楚墓竹简》的名义，由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其中，含有重要文献《唐虞之道》。李学勤等人推测墓主是楚王子的老师，因为郭店一号墓的位置，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楚都郢的郊区一带，墓中竹简大多为哲学文献，可能是墓主的私人藏书。
猜测应当到此为止。可惜当今考古界、哲学界人士，出于满清考据学风和近代胡适、顾颉刚等人疑古学派的诸多陈规陋习的熏染，对这批竹简大费周章地进行胡乱考据、引申、归类、诠释，把好端端的经典文献，硬塞入近代以来中国浅陋不堪的学术思想框架中，大肆揣摩、误判了一番，其削足适履、捕风捉影的程度，实令人咋舌。
直面本文，细读《唐虞之道》论禅让制度，古人政教规模、历史治迹，立即浮现，无须妄加猜测，即可得之也：
唐虞之道，禅而不专。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专，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仁之至也。古昔贤仁圣者如此。……古者，尧生为天子而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夫古者，舜居于草茅之中而不忧，升为天子而不骄。……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亡天下弗能损。……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迁教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
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虞志》曰：“大明不出，万物皆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治之至，养不肖；乱之至，灭贤。仁者为此进也。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时事山川，教民有敬也。亲事祖庙，教民孝也。大教之中，天子亲齿，教民悌也。先圣与后圣，考后而续先，教民大顺之道也。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杀，爱天下之民；禅之动，世无隐德。孝，仁之大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足民养生，（伯夷守）礼，夔守乐，逊民教也。皋陶内用五刑，出戴兵，罪轻，法也。舜用威，夏用戈，正不服也。爱而正之，虞夏之治也。禅而不专，义恒…如此也。
巍巍乎竹简《唐虞之道》！与《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史记·五帝本纪》所载、孔子百家所言、《史记·五帝本纪》、《新语》、《新序》、《说苑》所记，完全一致、相互印证，华夏古典宪政观念与宪政制度的忠实纪录，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及其后，已然明确清晰、秩序井然、统绪不紊，绝不可以“神话传说、后人伪造”污损之矣！
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兰，受到“疑古派”学者胡适、顾颉刚所谓中国历史人物等同于演员角色的历史虚无主义浅陋之言的影响，进而将中国古典文明的禅让制度的真相与涵义，纳入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学框架予以讨论、研判，更是以讹传讹、作雾自迷、贻患无穷了。
5，郭店楚简，证实《今古文尚书》之真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必须从清末民初历史虚无主义的“疑古、辨伪”不良学风以及近现代“全盘西化派”错误思潮的束缚、误导和扭曲下，解放出来。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大批竹简的出土、1998年5月这批原始儒家、道家典籍的出版问世，连同近来大批考古遗址的发现、海外流失竹简的不断回归，足以“根本改变‘五四’以来的诸多成见”。
其中，最具根本性的，是对中华第一经典《尚书》重要组成部分——“古文尚书”的重新认定：
“《古文尚书》早已被历代学者（主要是清代以及近代某些学者，非全部。峰按）判定为伪书，甚至冠以‘伪’字，称《伪古文尚书》。但是，郭店竹简引用了多条《古文尚书》的材料，其中大部分见于今传《古文尚书》（有几条不见于今本，说明今本有佚文），这足以证明《古文尚书》不伪。更有意思的是，《古文尚书》中有一篇叫《大禹谟》，《尚书》的《小序》却称此篇为《大禹》，而在郭店楚简中，此篇正叫《大禹》，这说明《小序》相当原始，这就为孔子作《小序》（原名《尚书大序》，峰按）的说法，增添了新的可靠证据。”
《尚书》今古文写本，完备记载着中华文明在尧舜禹、夏商周伟大时代的文明建制与历史沿革，居儒家六经（后扩为十三经）核心地位，是中华文明古典宪政体系之伟大渊薮。《尚书》历经秦火焚灭等巨大摧残，岿然存世，仰赖晚周儒生誓死捍卫其传承。
济南伏胜冒着生命危险，将《尚书》全凭记忆全文背诵默记下来，西汉初年，朝廷特派名臣晁错前往济南，根据九十老翁伏胜的记忆，以西汉通行的隶书复写《尚书》，是为“今文尚书”；西汉末年，鲁共王企图毁坏孔子宅第以扩建自家园林，不料在孔宅墙壁中，竟然隐隐传出当年儒生讲习礼乐之声，鲁共王恐，遂不敢毁坏，后来，自孔宅墙壁中发现了用晚周、秦代小篆字体书写的《尚书》、《论语》等，篇章、词句，与“今文尚书”多有出入，称“古文尚书”。
《今古文尚书》同为中华文明伟大成就的忠实记录，历经秦火焚灭而文辞有异，非但不足为怪，更应无比珍视。
不幸，满清蛮夷集团窃据神州，中国知识分子大多“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诗），有浅薄无聊学者阎若璩（百诗）为了炫耀其“文献考据”之功，妄议《古文尚书》为东晋学者伪造，盲目追随者一时蜂拥而起，毁谤经典，渐成声势，甚至有主张将《古文尚书》清除出《四库全书》者。著名学者毛奇龄（西河）为此专门著《古文冤词》予以有力驳斥。
近现代国学宗师钱穆，著有《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一书，精辟揭示了“古文经”传自西周王室之“王官学”官方传统，“今文经”则传自晚周诸子学之私人著述传统，二者并行不悖、相互补充、一体重要，均值得重视、研读、仿效。
尽管如此，“疑古学风”一度挟近代国运衰颓、全盘西化思潮甚嚣尘上之势，横决漫溢，连“民国七贤”某些时刻的个别立论，也对《古文尚书》以及《周礼》、《列子》等众多古籍不敢采信，更不必指望那些本自摇摆不定的浅陋学者了。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古文尚书》无端被毁弃，是中国国运近代不振、中国近代主流知识界卑俗无耻之一例。
好端端《今古文尚书》，冒死从秦火暴政下喘息得全，不料却被“疑古学派”打入“伪书”冷宫，被胡适、顾颉刚等人一起扫入“可疑之故纸堆”；横遭怀疑的，还有《史记·五帝本纪》等作为伟大正史第一部的确凿记载，中华浩瀚绵延万年以上的文明，被腰斩为仅仅剩下“不可疑”的殷商时代。这股学术浊流，与“东洋史学”居心叵测的阴暗论调、积极策划“满洲独立”的白鸟库吉之所谓“尧舜禹抹煞论”等遥相呼应，顾颉刚就有“大禹治水全为神话、大禹是一条虫”等胡言乱语，为之推波助澜，活生生的中华古典宪政史、文明史，被无端污损式命名为《伪古文尚书》，竟被梁启超、胡适主导下的“新史学”、郭沫若等“新新史学”奉为“定论”，遮蔽着神州思想的晴空！
如今，时雨骤至，洗清尘霾，中国人终于可以认定自己伟大祖先的灿烂创造、建制能力以及对全球文明的伟大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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