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称神州。
神州者，苍天神灵钟爱之厚土也。宇宙自然，深邃博大，无以称之，乃谓之神。《易·说卦》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神灵所指，特自然万物之奇妙莫测也。州者，陆也，象众水流经之地。中华文明常尊称四岳、四渎，即指此雄伟奇崛、绵延不尽之高山大河，足以养育无数生命也。
1，伏羲时代的文明曙光
神州大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孕育着人类最古老、最悠久、最具可持续性与全球普世价值的文明——中华文明。
较早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原始社会遗址图说”称中国大地上发现最早的人类旧石器文化遗址，为山西芮城西侯度、云南元谋、河北阳原小长梁、东谷坨四处，分别距今180万年直至100万年。
在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就迈出雄浑辉煌步伐，北起燕山南北、长城一线，包括内蒙、辽西、辽东等地，东至胶东半岛、泰山一线，以甘陕、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南至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地带，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带，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大量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说明此时神州大地已普遍进入文明时代，文明传播之深广程度，已涵括中国全境并旁及海外广大地区。
这一时期的中国人不仅能进行农耕、畜牧、渔猎、桑蚕，还能营造房屋、各种器具，并且开始建造庙宇、城邑，有了文字、书契、图画，形成了宗教仪制、婚姻家族礼制以及原始城邦体制，开始了伟大的文明生活。
中国人依据尚德尊贤的悠久传统与传播观念，称这一时期为“三皇五帝时代”，即把全民族积累凝聚而成的文明创造，归功于造福全民族的圣明贤德之王。王者，贯通、畅遂天、地、人三才之志，而凝为一伟大文明整体之道德称谓也。
中华文明传播观念和传播制度的伟大秩序、体系、框架，经历了三个大阶段：
第一大阶段，称“天文大轴心”时代，即伏羲时代的文明观念创始期，包括阴阳和谐的宇宙图式、婚姻宗法制度等等；
第二大阶段，称“地文大轴心”时代，是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等远古政治领袖进行政治制度、社会秩序等文明传播秩序的创设建制期，这一时期对中华文明的传播观念和传播制度的稳固、完善、成熟、有序扩大有重大贡献；
第三大阶段，称“人文大轴心”时代，以尧舜禹为代表的虞夏殷周历代政治领袖们，在大洪水泛滥的巨大自然挑战下，以“克明俊德、协和万邦”的伟大人文观念为基础，巍然建树起华夏城邦民主制、文治主义的全国治理体系、九州朝贡体系、五服拱卫体系等一系列深具全球普世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伟大文明制度，从而直接确保了中华文明在全球各大文明体系中率先取得人文突破，不仅使中华民族早于世界其他民族率先进入“大轴心”期文明传播秩序中，更直接决定了夏商周之伟大礼乐封建制度体系、秦汉隋唐等王朝之文治主义制度体系以及宋元明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之耦合等根本传播机制与文明传播秩序。晚周孔子继起，创立儒家学派，将天文、地文、人文三大轴心，合理诠释为“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体系，从而终极性地完善了中华文明的价值构造。
尧舜禹时代遂成为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境界，堪称中华文明和全球文明之“大轴心之轴心”，乃三重大轴心之核心，中华文明的所有文明建树，几乎都在这天文、地文、人大三大轴心所轨范的文明传播秩序之宏伟框架内，斟酌损益而成，这三大文明传播秩序的观念与制度框架一脉相承、垂世建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兴盛万年以上的伟大宪政秩序和精神秩序基础。
2，饱含全球意义的文明建制
深入溯源全球价值观，可知中国人具有在创始普世文明观念与探索普世文明制度诸方面的全球第一话语权和发言权：早在轴心时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文明的起步时代，由于中华民族在此前百万年的文明传播过程中进行了波澜壮阔的种族、宗教、技术、制度、观念等全方位的交流、碰撞、融合，以伏羲、炎黄、尧舜为代表的“三皇五帝时代”乃能进展中华文明的伟大创制，其传播观念和传播制度的萌芽、发皇、创立，一举奠定中华文明数万年绵延的伟大根基。蒙文通《古史甄微》提出的中原、海岱、江汉、西南等几大系文化之间的创制、交流，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华文明更大范围的文化融合，可证将全人类融会一体的普世价值的提出，已经具备了充足的文明条件。
伏羲时代，作为中华文明的创始时代，最伟大的文明建树，就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困扰人类文明始终、不断触发种族、宗教、地缘、文化冲突的形而上学问题、哲学问题，即：中国人率先将宇宙基本要素设立为一种神秘而博大的生命体（太极），进而在两种既冲突又和谐的宇宙元素（阴阳）彼此演化的哲学基础上，奠立一种完美恢宏的宇宙图式（太极图，河图），从而成功解释了宇宙本源、宇宙归宿、人类命运等玄学根本问题，可谓一举廓清人类文明长期纠缠不清、困扰深重的形而上学问题、哲学问题，为中华文明以及全球文明探索人文主义的传播范式和治理模式扫清了思想道路。
宇宙神秘本源之合理诠释，是人文治理体系和文明传播秩序的重大突破和瑰丽黎明：此后，中华文明在一万年的诞生、绵延、发展和变革中，从来没有发生全国规模的种族、宗教战争，即源于此。
研究这一时期人类思想的运思范式，亦即破解人类文明传播活动的价值模式、运行机制，应当从中国文化的源头处寻得其表征图式与价值范式，这一范式即中华文明传播之伟大泉源之一“河图”。从现代人文哲学的角度，诠释此图，就可以深刻揭示一切文明的内在传播秩序，演化出将宇宙万物融摄为全球普世价值、人类文明统一整体，即天文-地文-人文“三大轴心”协调一致、天下大同之“文明传播全景图”。
孔子《大易·系辞》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段文献告诉我们，伏羲时代已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初现期，已是人类文明、人类普世哲学的创世纪：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以及初始思考、命名、创设、建构，均蕴涵其间！
据最新考古发现，中国新石器文明，最早可追溯至距今9100年至8000年前的湖南彭头山文化、距今8000年前的中原磁山·裴李岗文化、关中老官台文化、内蒙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浙江和姆渡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农耕聚落的原始文化。
经初步发掘，在彭头山遗址的400平方米内，已经发现有房屋、墓葬、灰坑（垃圾坑）和水稻遗存，同类遗址还有李家岗、刘家湾、肖家岗、曹家湾等十余处，说明：距今9000年乃至上万年前，中国古人已发明农业种植并开始定居生活。
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占地8万平方米，内含很大规模的窖穴，储有粮食约14万斤，说明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这一时期黄河流域以及东北地区的原始文化遗址中，已发现有成套的、制作精细、功能齐全的农具。
在距今7500-7000年的内蒙兴隆洼遗址，整个聚落被宽约2米、深约1米的壕沟围绕，聚落内有一排排整齐的半地穴式房屋，显然这是一处经过周密规划、精心设计、统一营建的家族-氏族聚落。聚落中间有两间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应当是原始氏族聚会、举行公共仪式的场所，而50-80平方米和20-30平方米不等、分排排列的中小型房屋，则标志着由小家庭（小房间）-大家庭（大房间）-家族（一排房屋）-氏族（若干排房屋）的社会共同体结构，而房屋内的布局：中间圆坑形的火塘、四周放置着陶罐等生活用品和石铲、骨锥等生产工具以及地上遗留的兽骨等，表明当时家庭生产、生活的一般情形以及熟食、肉食对促进人脑发育、文明成熟方面的作用。
在距今7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陕西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山东大汶口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等遗址表明，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陶器制造、家畜饲养、聚落建设等水平更加提高。陕西临潼姜寨遗址，100多座房屋分成5个群落，向心围出一个1400平方米的广场，构成公共生活的神圣空间，这一聚落所供养的人口已近500人。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大型墓葬内的随葬品高达180余件，精美的陶器、玉器、象牙器等，表明这一时期的生活水平、工艺水平、文化水平之高超。
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黄河中游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黄河下游海岱地区泗水尹家城遗址、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等的考古发现表明：城市或都邑文明已形成。成套礼器的出土，表明此时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礼制。综合而言，这些城市的特点是：有统一规划与合理布局；宗庙、宫室等象征王权的建筑一般居中央；城内有专门的石器作坊以及冶炼材料、残片等遗物；城垣之外，一再加修防御性建筑、护城河等设施，表明此时城邑彼此的战争激烈，说明这一时期正是炎黄、颛顼、尧舜诸时代“万邦林立”的政治局面，而尧帝在《尚书·尧典》中提出的“协和万邦”的伟大文明理想以及“万邦来朝”的记载，也获得了考古与文献的双重佐证。
伏羲部落崛起于黄河下游地区，主要靠其创制原始文化之高超，而为其它部落所钦服：《易·系辞》所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下，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说明伏羲部落此时已创制出原始文字前身、能准确记录生产生活资料、进行人际沟通、交流、传播的基本符号“八卦”，这一符号体系，极便于部落成员彼此交流、熟练掌握结网捕鱼、蓄养牲畜（伏羲又称包牺氏，“养牺牲以充庖厨”）等重要的生产、生活技术。
更具传播意义的，是伏羲部落在人际关系上的一系列原始文明制度的建构。《路史·禅通记》记载：“女娲氏，太昊氏之女弟，少佐太昊氏，正姓氏、职婚姻、通媒妁，以重万民之丽，是曰神媒。”《史记·补三皇本纪》载：“太昊庖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包牺。”
伏羲、女娲二人共同率领着太昊氏这一部落，其“正姓氏、职婚姻、通媒妁”、 “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等重大文明制度之建构，不仅可以防止部落内部血缘关系、性爱关系之混乱、争斗，更便于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生活资料，从而极大增进部落内部成员之向心力、凝聚力、对部落的忠诚。
值得注意的是，伏羲部落之所以能继“燧人氏”而在黄河中下游各部落间崛起称“王”，恰恰在于这些文明制度、文明传播机制之建构，而不在于其原始生产生活技术之发明、使用。换言之，一个部落能发明并率先使用某项生产生活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使这一技术能够迅速传播于部落内部的每个成员、能够公平合理地将这一技术带来的收益分配给每个成员，技术背后的文明传播机制、道德秩序、价值观念，就成为这一部落能否稳步扩大之生死关键！
推而论之，在有关上古的文献记录中昙花一现的“燧人氏”部落，虽然发明了取“火”技术并因此称名于众部落，但这一部落却未能如伏羲部落这样继而创制出“八卦”符号传播体系以及婚姻、嫁娶、蓄养牺牲等文明传播机制，因此，“燧人氏”部落在文献记录上逐渐消失，而伏羲氏却被各部落推尊为“王”、被后世推尊为“人文初祖”。
3，伏羲时代的大一统生命图景
伟大宇宙图式和哲学景观的建树，来源于每一时代生活的实际感触，即生命实感。这些生命实感之内部所蕴含的深刻矛盾与尖锐冲突，凭借一种博大的宇宙图式和合理的哲学景观，获得提炼、澄清、提升、转化和消解，从而打通了文明传播扩大的通道。《河图》就是这种超越现象纷纭混乱之歧途，而综合融贯地解决人类生活的根本秩序与各种挑战的伟大图景与价值秩序。
王充《论衡·齐世篇》曰：“宓羲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羲时，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故宓羲作八卦以治之。”
据此可知：伏羲时代，由于渔猎、蓄养、取火等生产生活技术的提高，各部落面临一系列的文明混乱，所谓“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因此，伏羲乃制作八卦以救济、治理这一文明乱局，换言之，河图、八卦，不仅仅是天地运行之自然图式，更是凭借这一自然图式以寓文明传播之秩序、意义之价值模式：河图之天地之数，八卦之彼此相推，给予“生活在瞬间经验中”的原始人类以全新的宇宙观照与自我观照，大致次序如下：
（1） 绵延不尽的时空感：人类不是偶然存在者；
（2） 彼此依存的关系感、归属感：万物彼此关爱、彼此担负，联为一体；
（3） 人对宇宙的敬畏感：浩然不息、神秘莫测之宇宙，唤起最渊深、最博大的敬畏感、神秘感，为原始宗教之树立、亦即文明之价值源泉、道德秩序奠定基础；
（4） 文明之秩序感：从杂多到整一、从混乱到有序、从无根之漂泊到根脉分明、渊源深广之和谐感；
……
河图八卦，实乃上古中国人对宇宙万物之第一次图式规整、第一次哲学概括、第一次诗意描绘、第一次文化把握、第一次传播尝试、第一个全人类价值统一的“大全景”！伏羲氏部落，最早称“太昊”，昊者日也，太者大也、初也、始也，太昊即最早把人文的太阳照临于人类心灵之上者也。
文明传播之义大矣哉！
伏羲部落不仅创制文明，更依靠内外传播的巨大凝聚力，首次对当时各部落最大的生存威胁——水患，发起冲击：《淮南子》载：“共工与祝融战，不胜，怒，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故功高而充三皇也。”《路史·后记》卷二《太昊氏下·女皇氏》亦载：“太昊氏衰，共工维始作乱，振滔洪水以乱天下，毁天网，绝地纪，覆中冀，人不堪命，于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与共工氏较，灭共工氏而迁之，然后四极正，冀州宁，地平天成，万民复生，女娲氏乃立，号曰女皇氏，治于中皇山之原，所谓女娲山也。”
共工是当时熟悉水利的原始部落，此时凭仗其占据黄河中游有利地势以及水利设施的便利，“振滔洪水以乱天下”，女娲遂率众而攻之，不仅平息据险作乱的共工部落之乱，更进一步平整水利、土地，为下一个文明时代——神农氏之农耕文明之兴起奠定了基础。共工部落从此归顺、融合于中原华夏各族，世世代代成为华夏族“治水之官”。
相传上古三皇之“第一皇”伏羲（包牺氏），率众结网渔猎，在黄河中游（今河南孟津）获得一匹龙首马身的神兽“龙马”，此兽背上有一幅图案，即古《河图》。
伏羲即用此大一统宇宙生命图案，融贯天地万物，草创了中国最原始的文字与哲学，中华文明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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