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手稿

（续前）

二、深入推行“休养生息”的文化政策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尝言：“政简则风清。”

因为政策、体制简便、从容，许多不必要的环节、审批、摊派、验收功夫都可以省去，就会让许多企图从中获得垄断利益者无从下手，则政风、民风必然清廉、醇正，行政效率也必然因此提高。

窃以为，眼下中国教育、学术、传媒体制，恰如西汉初年“文景之治”时代，急需一番层层减压、体制松绑、简便规章、轻薄“学役”的“精兵简政”功夫，即“休养生息”的文化政策。

首先，变盲目扩张规模、贪大求洋、以各种考试分数评定选拔人才的“统一招考制度”（“新科举制”）为在教育观念、教育体制上推行综合、全面的教育深度改革，开展教育改革的“全民讨论”与专家论证，推行货真价实的、人文主义的大学教育、中小学教育，切实营造龚自珍所企望的“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教育环境，在体制上解放全国学生、教师、家长，是解放中国文化生产力、创造力、传播力的第一步；

其次，立即废止以“CSSCI”为代表的、数量主义的学术评定制度，停止各种“重点基地、重点学科、重点项目”的申报、审批、验收等名目繁多的官样文章，变“政绩工程”式、官僚主义式的管理为宽松、民主、和谐的学术管理模式，让中国学者大大松一口气，让他们潜心学术、心无旁骛，尽最大努力切实保护每个学者的独特个性与学术追求，这样，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学术必能从这种宽松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再次，变单一商业模式为主导的传媒体制而为国有、民有、外资等多元传媒体制，国家合理控制并大力扶持少数资质优异的大型国有传媒，使其免去生存之忧，全力培育传播中外优秀文化；对资质一般的国有、民有传媒，交由市场去优胜劣汰；对有外资介入的传媒机构，则可有效管理、适度放开；

最后，中国应仿效欧美等发达各国，迅速研究、通过一个立法、行政配套的政策体系，责令每个教育、学术、传媒机构，必须提供一个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授、研究、出版、发行、传播的空间，使中国5000年的伟大遗产不至于在当今全球化、实则西化、实用化的时尚文化潮流前被逐步淹灭！

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更深层次的、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有关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民族精神的“休养生息”问题：即，深刻反思并清醒直面一个历史时期以来延续至今的“中国文化断裂”格局，重新界定、诠释、创造性地理解、弘扬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如何重新培育起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如何从中国伟大的文明遗产中，提炼生发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价值体系，让这一体系与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对接”，这一中西融会的价值体系、道德秩序，不仅使中西之间（尤其是中美、中欧等全球各主要文明之间等）的文明对话成为可能，更进而增进了解，避免冲突碰撞，使中西两大文明体系之间，加强沟通、互惠，共促世界和谐与繁荣。

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我们能突破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瓶颈以及体制瓶颈，我们就能找到如何改变、提升、创新现有体制的积极而稳妥的方法，就能扫清中国的文化复兴之路上的一切障碍。

当上古时代，中国政教正处于完善的进程中，尧帝在中国第一篇政治文献《尚书·尧典》中就提出了“天下大同”这一全人类的最高文明理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我所理解的“中国世界观”或“中国价值观”中，这一被置于全篇之首的“理想”宣示，具有雄浑磅礴、牢笼万有的精神气度，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确实（克）发扬（明）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美德（俊德），我们就能使天下万国和平共处地生活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中！

或许，这就是汤因比等历史哲学大师对中国人的文化崛起所抱的光明希望的学术根底之所在，更是每一个中国人重新认同于这万古绵延的伟大理想、奋进不息地承担世界赋予中国人的历史使命的精神动力。

中国，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