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苗医中的“药泥灸”给患者治疗骨折  松桃县委宣传部提供

初春，乍暖还寒，万物复苏。

贵州省雷公山的树木吐露出新芽，远远望去，一层薄薄的雾气笼罩在山间，宛若人间仙境一般。从县城驱车，沿着盘山公路深入雷公山腹地，大约一小时车程抵达王增世的家。推开房门，映入眼帘是满墙的锦旗，由于数量太多，在房屋的一角，还堆放着差不多一人高的成捆锦旗。

59岁的王增世是当地有名的苗医，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来找他看病。更有甚者，患者家属为其订机票，请他上门看病。

“只要找到我，我一般都不会拒绝，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解救病人。”王增世说，从小母亲就教育他，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所在。

王增世的诊所在雷公山深处，通往外界的唯一道路是一条蜿蜒的盘山路，但这阻挡不了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奔赴这个地方找他。这位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的苗医对骨伤、蛇咬伤有祖传秘方，能够快速解除患者病痛。王增世表示，他还能医治各种疑难杂症，在满墙的锦旗中有一面是一位癌症患者治愈后送的。

雷山县的王增世被称为苗医圣手，病人治愈后感谢的锦旗以捆计  杨军 摄

王增世说：“过去，我们苗医看病救人基本不收钱，有时候就是吃顿饭，喝顿酒。所以过去苗医虽然受人尊重，但是没办法养活一家人，我都差点放弃，因为做苗医没办法解决家里的经济困难，但是看到那么多人需要救治，我坚持下来了。”

“现在仍然有很多乡亲找我看病，如果没钱的，我就不收。前段时间有个内蒙的病患家属帮我订了机票，让我去给他母亲看病。得知这几年为了给母亲看病借了不少外债，我不仅没收药钱，连住宿费都是我自己掏的。”王增世说，现在他每天要看至少30位病人，只要来找他，看病就是一种义务和责任。

在采访的过程中，王增世的电话不断响起，都是各地来咨询看病的，随着看病人数的增多，他的收入也随之增加。据他介绍，2016年一年，他的诊所看病收入大概有200万。

凯里市的侗医杨绍臣父辈学到了许多侗家治病救人的医理，在他的诊所的墙上，挂着许多来他店里治疗皮肤病前后的对比照片。“我们家的祖传秘方对治疗皮肤病有特效，不仅治疗时间短，效果好，费用也低。”杨绍臣表示，很多慕名而来的病人都得到了很好的救治。现在，他还结合医院的诊断结果和微信等手段，远程为病人看病。

“我会让病人先去医院检查，针对检查结果我再给他们配药，吃一段时间后再去医院复查，通过数据对比证明我的药确实有疗效，这样才付钱。”说起自家的祖传秘方，杨绍臣充满信心。

凯里市的侗医杨绍臣是家族第五代传人，其通过手机给外地患者看病  杨军 摄

网络的普及，微信等通讯方式拉近了他与患者的距离。通过互联网进行视频诊疗，患者将病历、医院的检查结果发给他，根据这些数据，王增世将配好的药寄给患者。“2016年，我大概看的病人有3000位，其中40%的患者是通过微信治疗的。”王增世说，互联网很方便，既节约患者的时间又节约钱。

贵州作为苗药的主产区，每年的产值都在增加。数据显示，2015年，贵州省的苗药收入超过200亿元，比藏药、蒙药等其他几大少数民族药业的总和还要多。

一个产业的做大做强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2015年，贵州省出台支持苗药做大做强若干政策措施，做大做强苗药，夯实苗医药理论基础。此外，在贵阳中医学院既有基础上，整合黔东南州民族医药研究院等省内苗医药理论研究力量，组建了省苗医药研究院（在三个自治州和基础条件较好的苗族自治县设立分院），组织力量深入开展苗医药资源普查，建立了“苗医药基础理论库”和“贵州苗药药材、产品资源数据库”。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院长、法国药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林瑞超表示，苗药有155个品种早就拥有合法权，国家药监部门已经给了批准文号，所以身份是合法的，标准是有的。要引导企业对他们的产品进行改进。

经过多年的培育，贵州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医药企业，贵州百灵就是其中的一家，据该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该公司的总资产超过43亿元。

苗医苗药的疗效逐渐被熟知的同时，一些问题随之也暴露出来，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苗医鱼龙混杂，导致对苗医的疗效产生了怀疑。

然而，很多从事苗医的人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治病救人主要是靠祖传秘方和多年来的经验总结，如果要想通过国家规定的医师执业资格考试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据相关法律，作为医生，必须具备行医资格证，才能在指定的区域为病人看病。

凯里市中医院马俊表示，许多少数民族医生世代行医，他们所处的环境都是边远山区，他们的病患基本都是周边村寨的病人，尽管没有行医资格，但是能治病，大家都相互信任。

今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将正式颁布实施，这种无证行医的尴尬局面或将改善，少数民族医生获取行医资格证的方式将有所改变，将更加注重实际技能的检验。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和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经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对于这些人来说，获得国家认可的行医资格将更加容易。

贵州省省级科技特派员、松桃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苗医龙光桥展示苗药和现代科技结合的产品  杨军 摄

北京中医药大学邓勇表示，中医药法的颁布实施，让这些民族医生能够合法地行医，这将促进苗族医药事业的良性发展，与此同时，对于民族医生来说，开设诊所治病救人将更加容易。

与传统的少数民族医生一样，很多医院医生也在自发地学习传统民族医学，他们遍访各地的民族医生，从他们那里学习苗医苗药的理论知识。

松桃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龙光桥是其中一位代表，多年来，他走遍了周边的村寨，拜访十几位当地民族医生，搜集各种民间偏方上万个。

“苗药很多时候是在患者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想起来试一试，从他们内心来说，对苗药仍然不是很相信，以公立医院副院长的身份来使用苗药治病时，确实能让更多的患者信服。”龙光桥表示，受各种因素的限制，苗药的普及和推广以及让广大百姓认知还有一个过程。

去年，王增世拿到了驾照。他说：“看病就像考驾照，需要实践才能成功，对于治疗不同的病，每一种药材的使用情况都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准确把握。”

“在我居住的雷公山，有1700多种植物可以入药，不同的药材疗效差别很大，因此作为少数民族医生，要有很好的记忆力和耐心，要能沉下心去学习，因为对每一种药材的用法和疗效熟稔于心需要很长的时间。”王增世说。

“过去，游走于各地的少数民族医生为当地的患者解决了病痛，也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然而，在这些民族医生看来，经过世代传承下来的、经过时间检验确实能特效治疗某种疾病的偏方正在慢慢消失，一些老医生有着很强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这些秘方只能传给家族中的男丁，导致了很多秘方的失传，很让人痛心。”龙光桥说，过去几十年在拜师学艺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无论你多想学，别人就是不教，自己干着急。

“现在，这些老一辈的民族医生正在渐渐少去，铜仁松桃县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900多个少数民族医生，而如今剩下不到100人。”龙光桥说，他现在要抓紧把收集到的方子整理好，让这些祖先们经验总结的药方能够为后代造福。

关于作者：杨军，中国日报贵州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