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世界杯赛场上，日本2:2逼平塞内加尔，很多媒体称日本是面镜子，告诉中国队“黄种人”该怎么踢球。

无独有偶，上周，中国短跑运动员谢震业和苏炳添分别在得梅因和马德里跑出了9秒97和9秒91的好成绩，很多媒体称呼他们是跑得最快的“黄种人”。

记得马家军和刘翔当年拿世界冠军时，很多媒体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胜利说成是“黄种人”的骄傲。

呜呼！种族主义在中国找到了它久违的家园？

我们的传播和教育叙事中，“种族主义”是贬义词。最常见的解释是，种族主义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

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另一类种族主义是自动地给自己的族群贴上“先天不足”的标签，以至于竞技场上的每一次失败都可以方便地拿“黄种人”不行来解释，而每一次胜利都可以让人情不自禁地镇臂高呼“这是黄种人的骄傲”。

这是什么？这是深到骨子里的种族自卑！

有意思的是一种国际社会公认地应该被批判和唾弃的思潮，一种我们自己也明确否定的心态缘何至今都能在公共传播渠道中大行其道，堂而皇之地演化成一种集体无意识？

“东亚病夫”这名号有洋人封的，也有国人的自嘲，源头已不可确考，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鸦片战争前，大清是看不上外国人的，那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为中心的种族主义。在几千年的天理世界观中，老外被认为是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即便是开明的唐，也未有超越。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预告了满清的覆亡，也标志着天理世界观的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公理世界观。

强权即公理。

这种巨大的转变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伴随着宗教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最后到工业革命，伴随着航海时代和殖民时代的展开。

这个思维范式的演变中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转变，有国内国际的平衡参照，更重要的是这几百年不仅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还为巩固西方的国力和地位奠定了坚实的，至今难以逾越的基础，进而反向加强了公理世界观的支配地位。

反观中国，这种天理世界观向公理世界观的转变，来得如此剧烈和短暂，中国人不是自己萌发的转变能动性，而是在清末被打醒了，打怕了，打服了，才有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

可以说，从1911年满清崩塌到今天1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人基于种族、族群和文化上的自信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尽管如此，中国人追求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觉的脚步却从未停歇。这百余年间，不同的党派和权利集团都曾主导过这方面的尝试，但历史证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在经济基础尚未坚实之前，追求上层建筑的挺拔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我们为此曾付出沉重的代价。

现代国家发展的历史无不证明，先要有国家独立，才能谈人民富裕，才有条件追求青山绿水，再后来才是文化自信和更高层面的民族自觉。但这绝不意味着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就是文化荒漠，是种族主义的乐园。

反讽的是，发达国家的自我中心的种族主义与发展中国的自我贬低的种族主义苟合，形成了一种施虐狂和受虐狂般的绝配。这才是今天国际关系格局的基石。

回归到体育上，足球这样的团体项目更把个体在身高、力量、柔韧性和协调程度上差异影响降到极低的水平。如果单从结果看，所有的竞技体育都是力量、速度、智慧与技巧的结合的平衡，是综合国力、赌场、资本、兴奋剂、科技、商业乃至政治的角力场。

你们以为世界杯比的只是足球吗？那2002年的意大利上哪说理去？

其实，看看中国人在足球和田径这两项所谓“黄种人”最不行的项目上的投入，就应该对中国足球和田径的成绩感到满意了。中国人玩足球和田径的投入、参与和专业化程度决定了，中国在这两项上出成绩是个体偶然事件，远达不到群体必然层面。

但国人的期待却与经济大国的地位暗合。落差之间，必是谬论的舞台。

谁说14亿人就要一定要出11个足球健将？没有土壤，没有温度，没有空气，没有水源，没有种子，你富有四海，看能否种出哪怕一个土豆？

不同地理、气候、饮食和生存环境造成的种族间在生理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一个非种族主义者绝不会给这种差异贴上标签，用皮肤的颜色品评一个种族在某项运动中的表现。

但在最近几天，浸淫着种族主义的体育新闻却充斥着各类媒体空间。本应人人喊打的东西，总能够粉墨登场。不得不说，我们这些球迷和媒体距离世界水平的差距也许比国足的差距还要大。

人与人，差别在肤色，差距在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