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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凡:“我为报纸致哀,我为新闻站台”
张凡
2018年10月26日

人们有时候看影视剧之所以会津津有味,就是因为找到了一种代入感。我花费了一整晚看完的英剧《报社》(Press),就让我找到了代入感,看到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激烈讨论的编前会、为了采访在各大场合来回穿梭、紧张有序的划版排版、印刷厂机器连夜工作的轰鸣声……

我想,很多同行应与我一样,当自己采写的文章印成铅字摆在自己面前那一刻,内心油然而起的是一种手艺人的仪式感和自豪感。因为在新闻传播史上,报纸是当之无愧的新闻先驱。先不论世界新闻史,仅就中国近代而言,报纸在人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就不可低估。例如清末的《申报》就助力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平反,更不要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迎来了报业的黄金时代,一批优秀的调查报道推动了我国某些观念、政策的改变。《报社》剧中也有情报机关监听广大民众、官员腐败丑闻、运动员死亡、大佬性侵员工等事件正是由于报纸的披露和深入报道,让正义站到了受害者一方,那一刻令每个新闻从业者热泪盈眶。

夕阳无限美,只是近黄昏。随着电视、广播的不断兴起,报纸的生存便迎来了挑战,尤其是近些年互联网的发展,更是令报业的生存举步维艰。民众们,包括媒体人在内,通常都是通过各种自媒体平台获取新闻信息以及对新闻的相关评论,印在报纸上的信息已经很难被称为“新闻”。

环球同此凉热。在《报社》剧中,拥有《卫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具有国际影响力报纸的英国,也迎来了网络大潮。剧中的《先驱报》主编阿米娜在坐出租车时,司机听说她是报纸主编后告诉她:我不看报纸只看手机推送。阿米娜则很无奈的辩解着:那是算法,真正的新闻你还得看我们报纸。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篇篇“十万加”爆款文和算法推荐的文章比报纸上的“重磅”新闻吃香多了。

为了跟上时代,《报社》剧中的报纸《先驱报》和《邮报》则力求获得颠覆性报道以获得读者的关注。这也引发了一场讨论:那到底该不该放弃报纸的立场,一味爆出猛料,迎合读者猎奇的心理?《报社》中对于“死亡敲门”的事件给予了关注。剧中《邮报》主编觉得运动员死亡的消息还不够猛,但他获悉死者的同性恋身份后,要求记者就此继续采访死者父母,往死者亲人伤口上撒盐。毫无疑问,这种不择手段获取猛料的做法被新闻伦理所不容。

在我们现实中也常常遇到类似事件。例如沙特记者卡舒吉事件爆发后引起全球新闻界的震动。而某个自媒体却乐于蹭热点、吃带血馒头,推出了卡舒吉之死的“西游记版”“三国版”“水浒版”,这实在令人不齿,媒体界人士对此表示愤慨。不过,现实也一再告诉我们,数字化也拯救不了没有精神的媒体。美国知名报纸《村声》(Village Voice)停止纸质版转向数字版以后依然营收下滑就是例子。

与《邮报》相比较,《先驱报》的做法则让人肃然起敬。例如,《先驱报》为了一篇揭露服装厂雇用童工的调查报道,他们不惜推掉了这家服装厂计划投放的巨额广告,尽管报社举步维艰;再比如,为了恪守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他们毅然解聘了涉嫌造假的资深记者……

与美剧《新闻编辑室》创造的十分理想的环境相比,《报社》的真实之处也体现了每个报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先驱报》由于恪守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理想,日子过得不怎么样,由于读者数量连续下滑不得不宣布免费,办公室楼道里甚至还布满了老鼠夹,主编阿米娜一度想跳槽去歌剧院,副主编霍莉受打击后跳槽去《邮报》后因新闻理念不符再次回归……正如《报社》各位角色所说的“我们因为报纸这一行而变得更加敏锐。”“也让我们更加孤独。”

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的报人不仅仅是手艺人,更是“守艺人”。他们守的“艺”便是新闻从业者当有的种种品质,即《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所说的“记者需要诗人般的激情、作家的叙事能力、史学家的客观理性、法学家的公正公平、哲学家的思考思辨。”

在我看来,我并不反对技术的更新和媒介的换代。人类传播技术从呼喊到结绳记事到印刷纸张到电视广播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技术,正是因为技术的更新和媒介的换代不断推动着新闻业的进步,使得新闻业不断传递着信息和思想。身边常有朋友哀叹报业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我便会怼一句:“你怎么不怀念结绳记事的年代?”事实也在证明,秉承着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理想的人,拥抱互联网等新潮技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比如梁宏达、梁文道…… 因此,面对报纸的衰落,我以为用《新闻业的救赎》一书作者彭增军教授的一句话概括更为妥当并可以此作为本文标题:“我为报纸致哀,我为新闻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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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记者、评论员,供职于《中国贸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