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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保同:一个初中生的1978
董保同
01月09日

1978年,我在河北老家上初中,初一升初二。学校在邻村,叫东李窝联合中学,三个村子的学生在一起上学。

每天早上,我要走两里路到学校,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学校上课。冬天天黑的早,下午放学时天都快黑了。夏天有时下大雨,就自动放假不去上学了。下小雨当然要去上学,下中雨则比较纠结,有时冒雨赶到学校,老师觉得教室学生太少,直接宣布不上课了,那时会觉得自己白跑了一趟,亏了。

当时,我老家初中的学制为两年,上完初二就毕业了。初中毕业可以考中专,也可以考高中,两者都考不上就回家务农。那时的课程很不规范,比如,没有物理课、化学课、生物课,统一叫工农业基础知识,工业部分讲柴油机原理,老师把柴油机搬到讲台上拆装,农业部分讲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后来换了教材,开始讲牛顿惯性定律,电路电阻电压电流,串联并联,切割磁力线,电动感应定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学了不少有用的知识。

相对而言,当时的语文、数学课是比较规范的。语文课要背诵一些古文(比如《岳阳楼记》),背不下来不许放学回家。放学时看到校园中很多同学还在苦恼地背“庆历四年春”,很是得意。学习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之后,老师布置作业,要求有兴趣的同学模仿填一首词,第二天只有我交了作业,那时也不懂平仄格律,只是凑够字数,押上韵。全词早已经忘掉,只记得其中几句,“麦苗欢笑,兔子哀叫,埋我窝巢。‘’语文老师颇为意外,在课堂上把我大大表扬了一番。

数学课要学平面几何,有不少难题,苦思冥想后忽然找到方法,感觉非常爽。当时还没有学正弦余弦,参加公社统考,有一道题目是sin30º/sin60º=?我们学校的同学们都不会做。回学校后,老师讲评说,这道题不会做很正常,咱们学校还没教过。我举手说,老师,这道题我做了,把分子分母中一样的符号sin约掉,就等于1/2,等于0.5。老师忍不住大笑。

当时的学制、课程设置、学习内容、深度与现在区别很大,学习的压力并不大。那年已经恢复高考,尽管对初中生来讲高考还很遥远,但学习是可能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一条主要出路,大家是有共识的。家长教育孩子时会说,好好学习,将来到城里去吃商品粮。学习成绩好,在学校在村里会受尊重、被表扬。期中期末考试后,学校会到各村去贴榜,把所有学生的考分贴在墙上,广而告之。成绩好的沾沾自喜,家长脸上有光,成绩差的灰头土脸,回家难免被数落一顿,垫底的则少不了被村民议论甚至嘲笑一段时间。我当时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可以排在全校前几位,但没有考过第一名。记得班上有个女生叫康秀贞,经常考第一名,人也长得漂亮,我很是嫉妒。

我当时比较喜欢学习,母亲后来常回忆说,人家孩子都喜欢过礼拜天,我们家孩子一过礼拜天就发愁。堂哥准备考中专,找来参考书复习。有一天,从他读的书里看到屈原的《桔颂》,我非常惊异,居然还有这种写法的诗,太玄妙了!那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阅读与欣赏》节目恢复播出,我非常喜欢,经常收听。有一天吃饭时听电台朗读讲解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晚上放学后又听了一遍。播音员的声音很有磁性,很好听。第二天去上学的路上,我居然模仿播音员的语调把这篇古文背诵出来了。

初中生有初中生的视角,对当时的国家大事是理解不了多少的。参加公社统考时,政治课有一道考题,问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老师没有讲过,大部分同学都没有答这道题,老师也没有责怪大家。成绩公布后,我居然得了满分,老师问,我还没有讲过你怎么会答?我说,考卷也不能空着,我就胡乱编了一番道理,可能有几句话懵对了。11岁的我,根本不知道真理标准讨论当时居然是个重大理论问题和政治转折事件。对现在隆重纪念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初中学生,当时好象也没有太深印象。

那年,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是学唱新国歌。当时,学校开始设音乐课,只学唱歌,不考试,同学们都蛮喜欢。我们语文老师会拉二胡、能识简谱,学校就让他兼音乐老师。我清楚记得掉了几颗牙的语文老师,拉着二胡,教我们唱《马儿呀你慢些走》。在音乐课上,我们学唱了新版国歌,“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旋律雄壮,词也不复杂,很快就学会了。但好象时间不太长,又不让唱了。

那年,我们还学习了新版简化字。比如,董简化为苳,数简化为由字边,宣传的宣简化为宝盖头下面一横,部队的部简化为卩。同学们开始蛮喜欢,但后来又取消了,只好再改回去。但以后好几年,笔下时常还会出现那些缺胳膊少腿的简化字。

那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我哥哥出版了一部著作《交城晨曦》,写的是华国锋在抗战时期的故事。书出版后,哥哥专门给家里寄了一本。当从邮递员手中拿到寄来的新书时,全家人和亲戚朋友都很高兴,很自豪。小董家庄出了位作家,很快传遍周边乡村。作为作家的弟弟,脸上也颇有光彩。

那时学校条件很差,没有电,甚至没有课桌椅凳,学生要自己带大小板凳,大板凳作桌子,坐小板凳或小马扎。后来学校要建新教室、买课桌,让每个学生交若干块土坯或干草。我回家跟母亲说,母亲说搞土坯麻烦,就交干草吧。此后好多天,母亲在生产队忙完农活还要到地里割草,晒干后送到学校。任务是完成了,但直到毕业,我们都没有享受到新教室和新课桌。

1978年,老家的生活条件也还很差。玉米面、高粱面还是主食,家里来亲戚或过节才可以吃到白面。参加公社统考那天,母亲专门烙了两个饼让我带着。还有一次,舅舅来帮忙垒院墙,母亲专门蒸了馒头花卷。我早饭吃了两个馒头、两个花卷,然后去上学。那天,我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天。

那时村子里还没有电视,对外面世界了解很少。学校体育课只有跑步,足球排球都没有见过,风靡世界的阿根廷世界杯根本没听说过。

四十年过去了,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十年前的1978年,在我生活中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年。在这一年,我认真学习,生活虽然艰苦,但也蛮有乐趣,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其实,每一年都是平凡的,真正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路,认认真真地做一个正直平凡的人。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一个个平常的人,一年年平常的生活,汇集起来,就是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长河。每个人都能过正常自然的生活,不干侵害别人利益的事,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不损人利己,犯了错要及时改,就是自然正常的社会。道理很简单,但是,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

云南省科技厅党组副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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