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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黎萍:一对父女科技工作者眼中的新中国70周年系列文章之-传播与信息篇
段黎萍
02月14日

父亲出生于抗日战争胜利的那天,解放时,他刚过四岁。我出生于1972年,改革开放的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父亲亲历了新中国70年来的点点滴滴,我亲历了改革开放的日新月异。博士毕业后,我曾从事16年的科技信息工作,并担任了15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中国联系人,对传播与信息领域有较深地感悟,所以决定在新中国70周年系列文章首篇写传播与信息篇。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指出7万年现代智人发展出的语言技能为人类在传播与信息领域提供了有别于其它动物的有利工具。对于洛阳老城里的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在解放时既无电话、更没有收音机和电视,能读书看报写信的人很少,那时,传播与信息的主要方式仍是当面说话,遇到什么事或者想交流什么信息,都需要聚到一起当面说,与7万年前无异。爷爷家有一台手摇的留声机,爸爸小时候还能听一些戏曲,但在60年代初时,因为怕旁人说闲话,就卖掉了。60年代中后期,父亲在西安上大学时,通过写信与洛阳家人联系。

我学龄前时,一直住在洛阳老城的外婆家。当时,外婆家门外的电线杆上装着个大喇叭,当时,外婆家里既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也不订阅报刊,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来自这个大喇叭。每天早上、中午和傍晚的固定时段都会有广播,开头一句总是“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7点整,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为您广播”。广播声音很大,呆在自家的院子里就能听得清清楚楚,内容有新闻、歌曲、评书联播等,我记得听得最多的内容是­­­豫剧,一是常香玉的“刘大哥说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一是马金凤的“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咿咿呀呀,当时,听不清戏词,但是戏腔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长大后偶然看了这两出戏,才发现居然是听了上句,就知道是下句是什么。

1978年上小学后,回到爸妈身边,家里有一台很大的电子管收音机,是当时家里唯一的一个家用电器,另外,爸爸常年订阅《参考消息》。当时,爸爸单位里在伊拉克施工的同事回国时,都会带电视回国,所以我们一群孩子们常常去这些人家去看电视,有时也会遇到闭门羹。到1979年时,爸爸就想尽一切办法,买了一台夏普黑白电视机,1983年,爸爸又买了双卡收音机,主要是让我们听英语磁带。自家有了电视、收音机和报纸,接触到信息丰富了,孩子们的视野也开阔了,虽然我在17岁之前都没有走出过洛阳城,但我还自认我的知识面还是比较广,思维比较灵活。高中住校时,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又回到了听广播的情况,学校有个电台,早中晚播放一些新闻和歌曲。每到周六晚上回家,我就在家里狂听英语磁带,狂补电视。

上大学后,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必备一个带短波的调频收音机和一台单放机用于收听英语。自此,传播与信息,成为一件很自我的事情,想听什么,想了解什么,再也不用别人Push给我,我可以自主地选择听哪个台的节目或者是听哪盘英语或歌曲。在收音机的BBC英文台里,我第一时间听到了齐奥塞斯库被抓、美国出兵伊拉克、黛安娜王妃梦断巴黎,虽然地处中国,但保持了与世界的同步。

收音机和单放机一直伴随我近十年,直到互联网的兴起。1996年,我上研二时,一个计算机系的男博士生邀请到他的实验室去上网,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互联网,当时,学校里只有计算机系有互联网,我们化工系的电脑还没联网。1998年读博士时,在当时大多数网民还用MODEM上网时,我们的实验室和宿舍都有网线,网络已经很快,而且不限制出国端口。此时,学校图书馆已经采购了一些网络电子资源,可以在实验室通过图书馆网站直接查阅这些电子资源了。当时,我的师兄弟们都爱上BBS,我一直对BBS没兴趣,学校里的一些小道消息,都是我师弟们从BBS复制下来用QQ发给我,生怕我不知道。我的QQ号也是师弟们帮我注册的,比他们的晚了一年,至今已经快20年了。博士毕业后,手机已经普及,我的QQ基本停用,直到2009年,我到瑞典工作,才又启用我这个宝贵的老号,跟国内的家人和朋友聊天和视频。等到2012年回国,微信已兴起,开始用微信,而且给父母都换了智能手机,装了微信,让他们在老家也可以时时知道我们的动态。去年春节,父亲加入了他大学同学的微信群,每天一群70多岁的老人们在群里讨论国家大事和养生知识,倒也快乐开心。

工作后,围绕着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对传播和信息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全民信息计划在成立最初时,即提出了一些有远见的优先领域,如信息促进发展(此条是武夷山老师提出的)、信息素养、信息伦理、信息获取权、网络空间多语言等,但当时,大家的关注点还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数据鸿沟等问题,直到近年来,随着斯诺登事件以及恐怖主义在互联网的传播,全民信息计划开始关注互联网的全球治理等问题,并提出了“R.O.A.M”四原则。我也应邀为中国日报中文网撰写了第一届至第三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峰会的多篇评论文章,并被广泛转发。

对我自己而言,在使用互联网这二十年来,我从互联网上获取的收益远远大于我贡献给互联网的内容。去年,我上过一期智库专家培训班,培训班的老师说过:“我党的基本方针是走群众路线,群众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就要做到哪里。”现在广大群众爱呆在网上,如果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能在互联网平台上向民众简明扼要地传播自己的知识和观点,那也是工作做得好的一种表现。我比较佩服几位知名博主和公众号主人,他们数年如一日地写着他们对专业知识、对时政、对人生的感悟,让我受益匪浅。近年来,我也逐步地加入到这支队伍里,利用业余时间,写一些博文,回馈给互联网的各位网友。同时,在写这些网文时,对我自己也是很好的提升,让我在遇到一个问题时,会系统地、严谨地思考,并很快整理成文字。同时,我还可以随时查看网友的留言和评论,与他们进行交流,获取更多的快乐和知识。

我每次写的网络文章,父亲都是我最忠诚的读者,读完后,会认真地给我评价并指出不足。父亲喜欢读书上网和思考,并常常和我讨论很多问题,观点都很有见地,我经常劝父亲也写一些小文章发在博客里,以便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他的观点。但父亲都以自己打字慢、想法不成熟等理由拒绝,有些可惜了。

研究员,清华化工系博士。曾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从事信息分析研究和国际合作工作,以及在中国驻瑞典使馆科技处任一秘。现从事国际科技政策的研究工作,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信息计划中国联络点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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