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释放对民主的想象力
中国道路研究出版中心
2019年05月07日

十多年前,笔者的博士论文即将杀青提交答辩之际,导师王绍光教授向我透露,他未来十年将集中精力研究民主理论。从那时起,我就和王绍光教授通力合作翻译了两卷本的前沿民主理论文集,第一卷为《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 第二卷为《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十年后,回头再看,这两本译文集只是冷盘、甜品。王绍光教授的新书《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4作为其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系列思考的第一卷,连同写作中的第二卷《选举与民主的变异》和第三卷《抽签与民主的重生》,才是他十年间倾力做出来的正餐、硬菜。

人们对抽签顾虑重重。抽签似乎只是小国寡民的历史陈迹;看上去抽签的组织成本更高;抽签让普通人作决策或许更民主、却浪费了精英的智力;把政治交给非理性支配、缺乏可预期性。总之,抽签像是儿戏不值一提,抽签的民主性只是潜力而非实力。

但是,抽签从未从人类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恰恰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民主性。5自从选举取代抽签成为政治选拔的主要手段以来,带有自由、民主和技术专家统治特征的“混合寡头制”就大行其道,这并非偶然的命定,而是选举弊端所致。选举很容易让高知精英主宰普通公民,很难摆脱寡头统治的泥沼,也很难让真正的民主分子心悦诚服。6代议制民主已经千疮百孔,人们有必要重新重视随机决策的长期传统,把偶然因素带回到当代民主过程中,发挥抽签民主的理性潜能。7这是因为,抽签是立足现实政治经验、人的判断、累积的智慧和轻重相权的理性选择,并不是把选择交给神意、偶然或运气。 抽签是比选举更公平的选拔方式,是理性设定的理性盲区,也是人民参与政治、控制政府、维护政治体系的重要渠道。事实上,抽签更理性、更平等、排除能力更强大,它有能力削弱“权贵的陌生化”、减少党争、节约成本、减少腐败、提高政治效率、增强政治信任,扩大代表性,提升协商质量,提高认知的多样性,进而矫正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的弊端。简言之,抽签可以让选拔更公平,让代表更尽责,让认知更多样,让辩论更有效,让决策更明智,让民主更理性,让政治更民主。因此,无论是理性化的社会,还是“后理性主义”社会,抽签都是必要的。

抽签至少是选举的有益乃至不可或缺的补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选举并非一无是处,抽签也绝非毫无瑕疵。厚此薄彼有失偏颇,顾此失彼难免捉襟见肘。对于一个复杂的大规模政治共同体而言,有必要在政治过程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人民与代表、精英与大众、专家与门外汉、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构良性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建构更适宜的美好政治生活。这是因为,就人民全体在场共同决策的可能性而言,在全国层面,“房间里的确装不下所有人”,但在基层,“房间里装得下所有人”。这也是因为,人类政治生活也许无法完全理性化,最深刻的理性或许在于:理解理性的局限性,进而,理解何时放弃理性才是理性的。

在此基础上,《抽签与民主、共和》告诉人们,无论古今,抽签都是实现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利器。作为一种政治选拔方式,抽签和选举一样用途广泛,可以适用于预选、决选、验证、分组、排序等政治过程的主要环节,适用于选拔官员、挑选代表、组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和各类委员会、选拔陪审员、决定生死、分配稀缺资源等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关键领域,适用于村社、社区、市镇、郡县、省州、中央、国际组织等政治层级,适用于小国、大国等不同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晚近四五十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在认真思考重新将抽签融入政治过程之中,英国国会的一些工党议员希望用抽签组建的公民大会来化解“脱欧”僵局,在德国、法国、丹麦、荷兰、冰岛、芬兰、爱尔兰、雅典、欧盟、美国、加拿大、巴西等政治体,抽签的理念和试验也已经方兴未艾。

不过,无论是两卷本的《选主批判与超越选主》,还是三卷本的《抽签、票选与民主、共和》,主旨都不是为了证明抽签唯一正确,也不是为了证明选举一无是处。它们想说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并不存在某种唯一正确的方式,选举不是、抽签也不是,推进民主不应单轮驱动,而应票选、抽签、公众参与、群众路线多轮驱动。遗憾的是,相对于票选、公众参与、群众路线这些民主理念的实现方式,抽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受到的关注都非常不对称,尤其需要补缺拾遗。

2008年,王绍光教授用《民主四讲》开启了他对选举式民主的严肃质疑和深刻反思。十年后的2018年,《抽签与民主、共和》更上层楼,通过系统梳理抽签在雅典民主制与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共和制下的内在价值和实际功用,回应现代人对抽签有什么用、还能不能用、有没有必要用的疑问,进一步释放人们对民主的想象力。

学术是常为新的,斯书是范。

注: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本文刊载于《经济导刊》2019年2月刊。

2 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树军译、王绍光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

3 王绍光主编:《超越选主:抽签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欧树军译、王绍光校,即将出版。

4 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

5 欧树军:“抽签的民主潜能”,《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5期。

6 Alex Zakaras, “Lot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A Modest Proposal”,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55-471.

7 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8 Richard G. Mulgan, “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1984, pp. 539-560.

9 Fredrik Engelstad, “The Assignment of Political Office by Lo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28, No. 1, 1989, pp. 23-50.

10 屈原:《楚辞·卜居》。

11 Otto Neurath, “The Lost Wanderer of Descartes and the Auxiliary Motive”, in O. Neurath (edit.), Philosophical Papers 1913-1946, Dordrecht: D. Reidel, 1983. 转引自Hubertus Buchstein, “Reviving Randomness for Political Rationality: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Aleatory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2010, pp. 435-454。

12 欧树军:“代表与民主的新盟约”,《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1期。

13 王绍光、欧树军:“超越‘代议制’的民主四轮驱动”,《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8期。

14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版;2018年,三联书店将其列入“当代学术”丛书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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