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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云超:正确理解深圳示范功能 纵深推进深港全面合作
邢云超
09月02日

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目的在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新实践;有利于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新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意见”确定深圳战略定位:高质量发展高地、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中央要求深圳自我调整,主动创新和全面改革,对深圳发展提出”五大定位,五个率先和三个发展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深圳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其战略意义甚至超越一九八零年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的决策和部署。

在涉及港澳合作协调共建方面,《意见》指出了方向并充满期待。依据以往合作基础、现实状况和未来预期,深港双方需要更深层次更多纬度协调共进。

《意见》的发布,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民间智库从不同视角予以解读。大中華两岸四地,特别是香港地区媒体对此则是深度分析,纵横比对,认为《意见》在香港”特殊时期”出台,既是对半年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的否定,又是对香港的果断抛弃;在提及新型产业、金融、人民币国际化諸方面,香港普遍认为中央因应局势,提出应急预案新建一个内地版本”一国两制”,扶植并在深圳建立“新香港”。

《意见》约4,600文字,提出经济、社会、民生等19项要求,并指出与港澳深度融合,可“缓解港澳、尤其是香港当前的社会矛盾”。但是,有些政治家及学者误读为“当局宁愿以经济手段,迂回解决问题,避免直面时下港人政治诉求”。香港中文大学一位副教授甚至以为,《意见》比半年前《纲要》更具方向性,深圳要在金融方面取代香港,“即使香港无法运作,深圳仍可以帮助国内做多些金融。”

比对早前公布的“纲要”,深圳的最新定位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以深交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但是,这不等同于将不断纷争中的香港边缘化,也不意味着深圳将完全替代香港。深圳的发展不可能以牺牲其它地区为代价。短期内,深圳在资金自由进出,低税制和法制环境建设方面还无法比肩香港。不过,也有时事观察员认为,《意见》提出“深圳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金融基金产品互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积极发展智能经济”等信号,加之中央对深圳再次授权升格,不得不引起港人的想象和思考,也因此必然加速深港全方位竞争。

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深港两地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以科研和创新为例,长期以来,深圳主导研发的是自由市场和民营企业,香港靠的是政府投入高校运作;深圳有遍地经济实体,而香港科研成果难以落地。在产学研结合方面,香港也曾经有过顶层设计,但并没有相应的土壤,温度和适宜的大环境。在信息产业方面,香港也曾有人打算抓住上个世纪末一轮互联网发展机遇,但最终在恰逢主权移交之节点未能产业北上、抓住机遇、成就自身。

从前,深圳在人们眼中似乎善于“山寨”,假冒伪劣。然而,满山遍野“游击队”不折不挠始终一贯,竟然终究“星火燎原”。相对宽松的商社门槛,无拘无束的自我创业环境,发奋图强的青春活力,为如今”正规军”的构架形成良好基础。“在科技的应用领域方面,群众路线看来还是比精英路线更有力量。亘古皆然,有目共睹”。

如今,深圳再次有了“先行示范区”政策利好,但是最为宝贵的依然是人的问题。“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在深圳”科技创新氛围中,“创客”自然成为深圳新时期“拓荒牛”,”天时地利人和"大背景下的弄潮儿,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排头兵”。

“创客”最早起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其英文单词是 MAKER, 指以用户创新为核心理念把各种创意转化成现实的人。在国家“万众创业”氛围中,深圳作为”中国矽谷”,中国首个创新型城市和”科创天堂”,科技创新的激励政策,临近港澳的优越区位和云集国内外青年学子的创造热情,使深圳成为中国一流资本和孵化器聚集地。也就流行所谓“北有中关村,南有深圳湾”说法。深圳目前有五大创客基地,包括深圳湾广场,微游汇孵化器,New Compark新视艺创客公园,柴火创客空间和3W孵化器。深圳有完整的创客产业链,作为“全球创客乐园”,深圳有底气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探路。

为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深圳市提出“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制定总体发展目标,拓展创客实践空间,引进国际创客机构,推动孵化器功能升级,搭建科创服务平台,建立开源许可机制,打通创客融资渠道,建立创客活动品牌等有效举措。一方面为创客提供了激励和援手政策,另一方面也为创客提供了生存,成长和发展环境机制。对国内乃至港澳台和国际社会在人力资源引进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已经率先垂范,并在《意见》的指导下在可预见的未来针对港澳居民深圳待遇等方面更加大有作为,这对于强化深港人才流动,防范人才不断外流,不失为人力资源大战略。

”意见”的适时出台,昭示中国新一轮改革进入深水区,也说明深圳的成功实践已经基本具备在大中华区甚至全国城市的示范功能。但是,目前对标国际大都会深圳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和短板。例如文化教育,法制环境,国际交往,全球参与等软环境建设。

新时期国际大都市规划的基本理念通常是,“以引领时代潮流,反应地方特色,满足市民文化增长需求为导向;以人为本,科技领先,设计生态和法制保障”。一方面”实行政府职能,管理体制和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构建符合国情和高效运作的都市文化战略管理体制”,”完善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坐标”。多民族,多文明的交流碰撞及和谐相处,促进人类文化新的繁荣。

依据A.T. Kearney's 2019 全球城市报告,国际大都市建立于五个纬度,二十七项指标。纽约、伦敦和巴黎位列前三,而香港、新加坡、北京和上海分别居全球第五、第六、第九和第十九。以新加坡为例,在全球大都市定位方面,始终以“世界在新加坡,新加坡在世界”为发展理念和建设目标,在“全球管制,国际民间组织网络,以及国际间贸易往来,人才流动,技术发展諸方面重拳出击 (Punches above its own world)”。其近年来文化多样性,教育多元化及国际社区参与、协调和国际事务贡献,有目共睹,表现卓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Dr Gillian KOH 认为,新加坡不仅拥有世界一流大港口和机场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而且始终一贯在和多个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社会机构双语沟通(physical conduits)和心灵分享(mindshare );香港教育大学讲座教授、香港研究学院总监Prof.LuTai lok长期从事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和香港社会研究,谈到香港时,他也认为,就香港而言,硬实力和软环境不可偏废。香港不仅在金融、物流、服务和航运在全球领先,而且在学术研究及公共管理政策方面对国际社会产生积极而重大影响,同时,锲而不舍吸引国际社会参与香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

以上述华人为主体的香港、新加坡国际化大都市为鉴,”要对标国际大都市,对于深圳来说,可谓任重道远。直面机遇和挑战,深圳不可沾沾自喜,沉迷数据,需要义无反顾肩负起“先行先试”,“二次创业”之重任,“敢为天下先”,继续埋头苦干领跑全国。

具体而言,文化方面,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和吸引八方人才举措一样,集聚了全国各族文化之代表,融合了大中华各文化之精华。然而,深圳仍需要系统引入世界各地人类文明,让不同文化在深圳得到充分展现与和谐共存,从而不仅反映国家变迁,彰显多样异质文明,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病也可以得到总结和反思。因此,学界有望总结中国城市历史经验,搭建跨学科协同研究和对话平台,剖析“后现代香港”等自由经济体所遇到的问题,探讨新时期国际大都会发展的机遇、挑战和方向。

教育方面,尤其是基础教育,深圳依然和国际水准存在显著差距。办学模式单一,教学内容呆板,教学理念滞后和学校学位不足均是是特区之尴尬也是持续发展的最大隐患,难以在未来承担“深圳示范”功能与责任。近期,深圳不同阶层从不同视角观察和评估深圳教育时 ,甚至多人戏言“深圳学生读中学比读大学都困难已经成为深圳之痛”;作为示范城市,深圳教育也理应”先行先试”,在教育改革,教育创新方面需要大手笔,大战略,探索新模式,寻找新路径。据悉,深圳大学和深圳教育强区南山区日前签署合作协议,就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联手合作达成共识,“双导师”和校园内外“双驱动”形成合力。这也许是近阶段深圳教育改革的一线曙光,一个举措。

相形而言,近年来香港各高校在以深圳为主的湾区内基本设立了分校和实验室而且运作成功,影响正面。不过,就基础教育,文化旅游和医疗卫生方面而言,和内地交往、对话、合作方面依然显得空泛和乏力,深圳不仅需要学习香港基础教育方面在学生创造性、学生参与能力,领袖才能、国际视野及公民素质等的开发、培养和投入,也要研究香港基础教育的系统结构,评估标准和借鉴多元化,国际化办学模式;在两地民间交流,校际联手、青少年活动和社团互访諸方面积极作为,避免浅尝辄止,停留在尝试甚至概念化阶段。多纬度,全方位接触、交往和融合,为深港全面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发展发挥粘合与助力作用。

关于深港合作,《意见》还要求深圳进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不断提升对港澳开放水平。加快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探索协同开发模式,创新科技管理机制,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在前海和河套两大合作平台的建设上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带来发展空间,强劲动力和历史机遇。

”到2035年,大湾区要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目前,深圳在湾区内的”科技创新能力突出,发展活力充沛,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流畅”。在科技创新方面,无论政策支撑,平台搭建,环境营造还是机制建立均明显优于湾区乃至国内其它城市。深港”共建科技创新合作区,推动创新要素便捷流动,打造融合”一国两制”优势的国际化开放创新平台,为深港广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提供支撑”。深圳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短,效率高,可以”近水楼台”,协助香港和周边高校科研院所及时将科研成果孵化和开发。再之,香港高校集中,行业协会繁多,深圳可以凭借各类科创平台将科研成果向湾区内其它城市辐射。同时,还可以将集演出,会展,文创,艺术教育为一体强化前海城市新中心文化引领功能,打造标志性文化设施;可以将”以香港为主的湾区创新创业青年通过香港青年发展基金资助和非政府组织支援,逐步认识和善用区内双创基地,充分彰显深圳在湾区内引领科技和文教融合发展的核心作用”,着力推进深港创新圈建设,建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借力深圳加工业优势,通向内地大市场,将香港科技资源与内地产业资源配对发展,从而促进两地科技界全面纵深的交流与合作。在此,“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深圳创新及技术中心”和“南科大-港大”联合实验室已经成为深港科技合作的重要载体的典范。

根据2017年深港《关于深港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合作备忘录》,深圳香港合作发展“深港创新及科技园”。 据了解,河套港方A区的深港科创工业园为香港方面提供了万余个工作岗位,而2018年8月30日成立的粤港澳”创新工场”在深圳福田区创业亦初具规模。过去以深圳为首的内地产业处于下游和低端,但是,今非昔比,通过腾笼换鸟和转型重塑,已经后来居上,抢占上游。从“产业聚集中心到“高端制造中心”,”昔日"后花园",如今已成"主战场"。

深港互助,取长补短,公平竞争、合作共赢,已经成为过去双城合作发展机制。“一国两制”在过去已经充分践行。但是,在新一轮合作发展中创造性实践成为不可避免,照抄照搬已不合时宜。产业结构、社会治理、区域合作各个方面不仅需要垂直分工,更需要兼顾平行发展;过去香港是欧美产业链重要环节,如今随着内地深度参与国际事务,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全球影响力逐步放大,在和各国经济链条逐步拉紧的新形势下,香港也应该顺势而为,主动做好转换和调整。”香港近期在自由和秩序方面的失衡甚至失控,一方面有客观上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之影响,但另一方面,从一定角度暴露香港传统的法制环境面临的考验及挑战”。作为香港青年,仅凭”发声”和“上街”显然是不够的。明辨是非,勇于实践;找准位置,付诸行动才是唯一选项。

随著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和大学城等机构建立和完善,深圳人才结构和研发能力日趋优化。然而,要增加企业科技含量,提升竞争力,企业除了自身研发团队,仍需依靠科研院所支撑,充分利用其人才优势,把握科研前沿资讯,对接市场和实验室。高校基础研究通常以文献和学术为导向,科研人员以职称晋升为目标,研发成果未必能直接挂钩经济效益,所以,深圳企业可以委托研究机构做专题项目,建立长效信任机制,进行针对性合作;科技时代,研究成果更新快,周期短但物化也快,可以适时组织相关团队,针对性采集特别是香港地区高校科研人才,研究成果的数据信息,“通过规整加工,形成科技领域大数据知识图谱”,随时检阅所需的人才,论文,专利等项目”。成功获取知识转移和科研成果转化是企业提升之标杆,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知识的转移又呈全球化和国际视角特征。因此,积极获取并充分利用科技成果,通过香港国际平台从而进入全球科技创新俱乐部已经迫在眉睫,也是众望所归。

香港具有“亚洲四小龙”时代提炼出来的“狮子山精神”,但是,深圳却有得天独厚之地缘优势和科创平台。”深圳不像北京,广州和上海,她没有经历过上百年的起起伏伏,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土著势力和傲慢偏见”。作为一个高效、开放、包容、进取和“无负担”的年轻城市,深圳”不仅是经济特区而且也是制度上的特区”。除了人口结构优化,创新环境和谐,及“孺子牛精神”之外,深圳经济特区还享有立法权。“在宪法和法律、法规基本原则下,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予以变通”。该立法权的特色就是先行先试。一旦验证,规模普及。所以,这一特殊政策优势,也使深圳能够顺势而为,因地制宜,推动营商环境改革,在各个领域诸如人才引进,项目对接,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不失时机,捷足先登,予以立法。打开阻碍发展的政策瓶颈和僵化机制,“推动营商环境改革,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法制化营商环境”。

围绕香港局势议题,深港合作议题和深圳示范区议题,近期,在北京、香港和深圳频繁举办多层面,多纬度多轮次研讨和交流。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阶层的官员、学者及社会名流通常将上述不同议题统筹兼顾,相提并论,系统研究。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相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以深港为核心的大湾区建设和发展,在全国人民关心和援助下,一定能够不辱使命,创造辉煌。

智库专家,社会学学者,英语语言文学教授,现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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