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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保同:杂谈“三税一费”
董保同
2019年11月08日

近日与朋友闲聊,谈及有人热衷于盲目赶时髦追逐国外名牌产品、美化神化西方体制文化等奇葩现象。大家都认为,这些奇葩现象与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等客观条件有关,也与长期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形成的一些人精神上缺乏自信有直接关系。仔细想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往往在不知不觉地向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缴纳三种“税”:

一是“科技税”。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在产业链、价值链上处于高端,可以靠其先进技术和产品获取高额利润。从前的抗生素、化工产品是这样,之后的家用电器、计算机是这样,现在的大飞机、苹果手机、生物技术药等产品也是这样。对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和国民付出的这些昂贵费用,我们可以视之为不得不缴纳的“科技税”。只有当经济发展滞后国家及其企业掌握相关技术能够生产相关产品后,发达国家企业才会大幅降价,经济发展滞后国家的企业和老百姓才不用再以昂贵的价格去购买相关产品。应该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二是“造币税”。发达国家经济科技贸易实力强,其货币往往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甚至成为各国及其企业、国民的重要财富储备。在一定规模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这种对外国货币的信任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种财富储备可以实现其价值和现实购买力。但是,如果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过度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严重,其货币的物质基础会逐步虚化,而如果该发达国家利用国际社会对其国力和货币的信任滥发货币,并以其货币换取其他国家企业和国民创造的财富,则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风险。其他国家付出宝贵资源和劳动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某发达国家,换取其发行的货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向该发达国家缴纳“造币税”。这是一种畸形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发达国家对国际社会对其国力信任的滥用,是把其国内风险向国际社会的转嫁,或者说,是对国际社会财富的一种掠夺。

三是“智商税”。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上的领先地位,其国民的生活方式甚至文化风俗等往往会被其他国家的国民所羡慕和效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对各民族交流交往也是有意义的。但是,盲目的、过度的效仿则可能成为荒谬的。明明是在自己国家代工生产的产品,贴上外国名牌的标签,便摇身一变,身价百倍,就有人趋之若鹜,为了虚荣心去花天价购买。明明是适应外国不值钱的廉价产品,在欠发达国家却往往被一些人视为高大上而盲目追捧并花费不菲的开支。明明是发达国家特定的宗教文化风俗消费,也去东施效颦,跟风赶潮,并乐此不疲。这类完全不必要的花费,可称之为“智商税”。

在这“三税”之外,还有一种花费需要予以剖析。本文称之为“报名费”。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国际上的话语权、话题设定权往往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在文化领域,发达国家通过举办电影节、文化节以及学术论坛等有影响力的重要活动和各种文化产品,广泛传播其价值观和理念与制度,引导、影响其他国家效仿。发展中国家文化界为了得到发达国家同行的认可,要千方百计去潜心揣摩甚至迎合评委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制作符合其标准的文化作品。在这方面,国人付出了不少代价,可以说,交了不少入群“报名费”。当然收获也不菲,一旦获奖得到认可,便如同鲤鱼跳上龙门,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功成名就。好像乡下人刚刚进城,总是很不自信,只有得到城里夸奖几次,才稍微增加点底气。前些年很多领域忙于各种“国际接轨”,也付出了昂贵代价。最近几年国际上的新变化却跟我们开了个“国际玩笑”,我们去“接轨”,国外却有人在“拆轨”。这恰恰也说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大秩序正在经历空前的大变革。

应该说,这“三税一费”,在一定阶段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为实体经济减税降费,对上文分析的这些“税费”,也应该下力气去減少或降低。我相信,随着国家经济科技持续发展,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不断演进,随着民族自信心逐步提升和民智不断发展,当然,还要加上强有力的斗争,不再存在“三税一费”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云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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