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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明:大数据时代给社会治理带来什么
赵建明
2020年02月12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因工作的缘故,抽了点时间阅读了《数文明》,为了熟悉掌握大数据相关概念问题,以及将会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百度上搜索得知,“大数据”是指以多元形式,自许多来源搜集而来的庞大数据组,往往具有实时性。早在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便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将大数据热情地赞颂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大约从2009年开始,“大数据”才成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业的流行词汇。从大数据发展进程看,她是高科技时代的产物,由人类日益普及的网络行为所伴生,受到了相关部门、企业采集,蕴含了数据生产者真实意图、喜好,是非传统结构和意义的数据,在社会众多领域掀起了变革巨浪,以不可阻拦的磅礴气势,与当代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最新科技进步一起,揭开人类新世纪的序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作为一名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者,尤其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发生,让我首先想到的,也是思考最多的,就是大数据将会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怎样的突破性变革?

人类的文明发展,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现在的数据时代,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在社会管理中,政府部门只有清晰地辨识每位公民,才能在社会记录体系里,把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关联起来,落实户籍、纳税、征兵、治安、医疗、福利等等社会管理制度,可以说,清晰性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实施精细有效管理社会,就要有可以清晰识别的个体单位,清晰是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前提,清晰化是管理精细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的基础。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驱动力的技术革命正在引领人类走向新文明时代,特别是人脸识别、二维码、芯片、身份信息数字化等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和推广使用,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新技术新业务新模式的发展变化,都为实施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社会化提供了可能和物质基础,对创新实践社会治理制度理念和方式手段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终目标依托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终身记录、终身分析、终身管理、终身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研究制定《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党的十九大从战略高度全面部署加强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首次将科技力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支撑作用突出出来,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创新社会实践,把思想理念转化为付诸行动先导,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创新发展,不断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一是要发挥制度优势,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努力,而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一项重大举措,体现了向权力开刀的自我革命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理念以及数字治理头脑和数字治理能力,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领域,广泛获取信息、科学处理信息、充分利用信息,并使之数字化,用于优化政府治理,形成“用数据对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服务、用数据创新”的现代治理模式,使决策走向科学化、使社会治理实现精准化、使公共服务达到高效化、使政府治理体现民主化,保障人民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和机构改革,强化对国家大数据的集中统管。从最近一轮机构改革情况看,县级以上政府机关普遍设有大数据管理机构,从上到下建立健全了互联互通的信息网络,为社会治理实施数字化、便捷化、可视化、网络化管理提供了可能和组织保证。从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手段演变来看,不管是“简政放权”“放管服”,还是实施“一网通”“不见面审批”,到最终承诺“最多跑一次”,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兴起,特别是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关键在于要站在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善于智慧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底蕴和实践基础,把加快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步伐,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度保障,加强前瞻性探索研究,着力打造数字政府,加快城市大脑数字化处理建设步伐,用好用活大数据这个新载体,不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水平。当前,重点是借势借力,围绕“四个全面”总要求,深入社会治理一线调查研究国情社情民情,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社会治理制度理念和方法手段,加强对大数据应用管理的顶层规划设计和制度建设,建立完善人工智能开发建设、应用登记备案制度和新技术应用道德评估制度,维护网络空间道德秩序,统一规范人工智能设备的技术参数、应用系统数据库的设计标准,统筹规划空、天、地多维空间资源,有效融合官方和民间网络资源,打破行业条块数据信息系统壁垒,打通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行业之间、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数据系统互联互通最后一公里,实现数据信息的有效分类利用,强化对民生事务和社会治安有序治理。

二是要强化资源整合,实现互联互通。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不仅让治理成为赋能商业创新创造的新动能,也为以往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治理新思路。从世界各国社会治理成功实践的启示看,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就是数据。数据收集、治理和应用能力的现代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经过几十年建设发展,我国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和信息化建设水平达到了新的水平,已被应用于社会各行各业,尤其是商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可以说,通过物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了精准生产、精细管理、精确经营。从上世纪末,信息化智能化管理被政府机关广泛应用到交通管理、民生事务等政务工作之中,“互联网+政务服务”“网上追逃”等数字化技术引用,以及“枫桥经验”被广泛复制推广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为巩固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方便了国民衣食信行,提升了国民幸福生活指数。例如:春节前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防控,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大数据使用的实战性演练,通过对重点病发地域人员流动、移动通讯、社会车辆等运动轨迹定位追踪,第一时间有针对性地做好排查摸底工作,避免更大范围的接触性传播,从源头上堵住疫情蔓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健康。但从目前了解掌握的情况看,这些智能技术应用平台,大多数以孤岛形式散落在社会,有官方的,有民间的,有商用的,有家用的,还有车载移动平台,烟囱林立,自成体系,各自为政。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看,很多都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空白点和薄弱点,特别是如何将大数据成功引入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之中,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当今的社会是大分工、大合作、透明化、数据化、高速运转的时代,共建共享共治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鲜明特点,应当加强对大数据开发应用的国家管控和未来数治社会探索研究力度,加快分层分级授权制度和公民隐私保密技术规范建设,强化对网络平台全主体、全环节、全流程监管,贯彻组网、用网和治网并举方针,整合利用好散落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级的信息资源,织好一张网、建好一个库、打通一个口,实现政企、民商的互联互通,缩短时间空间距离,加快政府行政审批一键办理的建设步伐,使举措更加贴近群众,让资源更好服务民生。

三是要创新社会实践,提升国民素养。从城市发展进程看,经历了由过去的有神经、没大脑时代,到现在的有神经、有大脑的时代,社会治理也正由德治、法治向数治迈进,数治将是未来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社会是个复杂的体系,万千事物汇聚其中,说到底,社会治理的“牛鼻子”无外乎是人以及与相关的车和物。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整个社会中最核心、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管理好人、服务好人是整个社会治理的目标、宗旨和主线。人的社会活动,也是数据的最大来源。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技术和共治为内核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和经验,不仅在解决商业问题上发挥作用,创造新的商业机遇,在参与社会治理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上,也提供了借鉴和更多想象空间,为社会创造更多新价值。政府机关可以用国家意志和行政力量来整合数据,强力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以“智治”促“善治”,用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智能数据之网,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机制,通过数据记录可追溯性和运动轨迹定位管理能力,将官方与民间、固定与移动的网络数据系统集成为天地一体、时空协同的社会治理智慧平台,建立健全个人社会记录体系,给每位公民及与其相关的车和物建立一个超级档案,收纳保存好每一条行为记录,充分利用好数据结构化、可读性、传递快、易保存的特点,加强网络舆论宣传教育,增强思想舆论引领的互动性、生动性、示范性,通过检索性直播或回放将乱闯红灯、违章驾驶、随意倾倒垃圾、扰乱社会治安、不法经营等社会不文明现象进行适度性曝光,纳入社会信用惩戒体系,与公民安居入户、入托入学、就业帮扶、人才政策、生产经营许可、银行信贷等优惠政策措施挂钩,让公民因自身产生的不文明现象、不法经营等不良行为增加生活成本,抑制侥幸心理,从而产生敬畏法度、敬畏道德、崇尚荣誉之心,强化自我约束,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我教育、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让社会文明延展,促进公民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依法办事意识水平的提升,不断推动依法治国的落地落实。

转业老兵,现从事基层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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