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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鸿:香港的治理问题
陈文鸿
2020年12月23日

1214-留还不留

香港正处于两难之境。 在中央政府提全面治理,香港的政府与社会精英离德离心,对中央政府的要求和香港解困之正路,都在在刁难、阻碍。 美国等境外势力亦伺机作乱,这样形势怎样解脱呢?

一是大刀无聊斧,调整特区政府,励意改革陋政。 但中央政府可倚靠谁改革? 香港体制之内,英国人布下陷阱多深,怎样操作,还未清楚明白,替换领导之中会否换汤不换药? 而最关键的是,香港应怎样改革,可怎样改革,并不是一目了然,简单可行。 新时代、新形势,要有新理念、新方法。 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并没有一套可替代英国布下后殖民地体制替代方案。 没有新理念。 没有后继支持的部署,大刀么,只是破而不能立,未能改困,民心难附,政权不稳。

二是定下红线,犯之必究,红线以外,悉归旧观,这是变相的放弃香港。 危难时,仍会出手救援,对香港一般不再存厚望。 让它自作孽而自吃其苦。

与此同时,内地加强开放用深圳或海南的发展替代香港,也甚至不用替代香港,让之逐步失去历史的功能与价值。 以往的租界,都融入本土城市体系之内。 香港不融合于珠三角的大都会区,便会弱化为另一个澳门。 中央政府不用担心香港的坏影响,也不用特殊照顾。 随着回归,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退潮,香港也会逐步消失于中国复兴大业之内。 历史的疮疤,在历史中隐退。

相比于上一选择,这一选择更具可行性,失误引起的破坏更小。 香港若衰落,是逐步顺应现有之走势发展,没有大的变动。 香港还可有机会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改变衰落的命运。 事在人为,但不能再靠内地的照顾,也不能投靠外敌,坚持买办的道路。 否则的话,国安法便可动用,今后随国际形势变化,国安法也会覆盖经济安全、金融安全,香港不是化外之地,可胡作乱为,伤害内地。

中央政府的选择,相信倾向于第二条,主因是要在香港动手术牵涉太大,十分艰巨。 中央也无人可信可用,总不能派出南下干部接管,弄出更大的政治社会问题。 也不可能用钱收买、用钱制造虚假的繁荣,形成未来更难收拾的局面。 若是这样,香港是否真的会衰落呢? 香港社会的大多数人是否甘于此命运,宁外逃移民而不留港重新奋斗建设呢? 一个社会的兴衰,或可诿于外因,最后的决定因素还是这个社会的人能否奋斗。 香港多是过客,有谁愿重建香港,作为中国和亚洲明珠?

1213-治理改革

香港的根本问题是回归后刻意强调香港一制来与内地隔离。 开始是中央政策要强调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自治,底下是对香港的体制与经验的迷信。 像在内地制造几个香港来的说法,便足以见其迷信之深。 却对香港的历史作用,体制性质不了解,一贯迷信英国殖民主义营造出来虚假的香港成功模式。 从占中以至去年的动乱,中美的矛盾才打破这个迷信。

但是,香港究竟怎样,今后定位如何? 还仅只开始摸索,不可能一两年内便把香港的新战略、新方向定出来。 其间中美冲突,国内外亲美势力仍会营造虚假的香港模式来攻击中国,打击香港,以香港来压制中国。 回归前后的偏重香港ー制,刻意分隔香港与内地,效果是争取了香港殖民地精英接纳回归,也培养吸引利用香港一制和两制差异寻租牟利的一群。 回归便顺利完成。 回归之后,香港殖民地精英意图建立不受内地控制的自治领,并且借内地迷信香港而扩大影响力于内地。 成功的是造就了香港作为内地贪腐资金外逃国外的中转,并因此获大利。 香港便不止于作为跨国企业剥削内地劳动力和环保条件的基地,更主要地融入内地贪腐的体制内,成为非法资金外逃的枢纽。 即使港商由盛转衰,香港还依靠内地外逃资金。 在回归后繁荣更胜,只是属少数人的额外繁荣。 而社会大多数的发滞不前,受殖民地留下的官僚的不作为治理而一步一步走上金融化和去工业化的后果--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整体经济发展无力。

这样的发展问题转变成社会矛盾政治矛盾,中央政府用自由行稍可弥补,却防不了美国颜色革命的突袭。 而在突袭中,回归前后安抚的精英为维护他们控制的香港自治领,便全面造反,在政府内外呼应。 一是抗拒习近平的反贪腐; 二是巩固香港不受中央干预的高度自治; 妄图捍卫内地贪腐势力在香港的最后领土。 即使部分人相信民主自由人权,背后还有明显的反中反共心态。 也因此在美国等境外势力策动下,反抗中央政府,并迅速演变成反共,用政治意识形态来支撑他们反回归,反中国的言行。 香港的主要矛盾便不再是回归前的中英之争,变成为与殖民地留下、培养的精英 (包括他们的接班人) 之争。

回归后的失策,使香港社会发展出庞大的反中反共势力,渗透政经教育各个经验。 要处理便不是靠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而是香港社会全面治理改革的大工程,能否成功?

1209-香港前景

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没有任何新意,不是旧酒新瓶,便是虚张声势,作出空洞的愿景,徒耗公帑,只是勉强讨好。 报告并没有明确承认香港面对的外部威胁、内部的结构问题,也因此并无应对之策。 一切不过是在不作为中稍作修补,让香港的经济与社会趋势依然不改。 若不是中央出手,政治也会一依旧态,不愿扭转逆势。

按林郑政府的施政,若没有中央的再度出手介入,香港的经济大概会如下: 一是进一步的金融化。 由于美国的排斥,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都会回流,香港股市便因此除了作为现有A股的第二板,也会变成中资企业海外上市的主板,大大扩容、声势浩大,亦会大大吸纳海外资金。 连带债券、衍生工具和相关的服务,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离岸金融中心会在交易规模、产品品种和吸纳资金等将有大发展。 借助内地企业(包括它们的海外分支、合股合作企业)的发展势头。 香港的金融中心功能、作用将会远超新加坡,甚且可与伦敦、纽约比拚,以至在部分领域超越它们。 美国的抑制未必有效,香港的进一步国际化,在中央政府的捍卫下,美国未必敢公开攻击,部分美国和国际资本亦会追逐利润参与香港的金融发展。 这是香港重大的发展契机。 林郑政府有否作为不重要,只要中央坚持和强硬,香港都会循此发展。

这样的国际金融化或离岸金融化,可以保证香港未来的经济增长,也保证金融部门的扩张和高收入化。 香港社会的高收入层将可进一步扩张和收入提升。 但对社会其他经济部门溢出的利益有限。 一是职位数目小。 二是消费高档,除抬托房价外,消费多是进口,也会在海外。 三是房价和写字楼上升,会给其他经济、民生产生高成本压力。 四是香港政府决策可能进一步受制于金融(包括房地产) 的利益,公共资源未必可向社会大众、特别是中下阶层倾斜。 与之相配是,香港其他产业,如航运、物流,以至部分贸易等会因珠三角城市的竞争而进一步萎缩,社会民生只能依靠内地外溢的消费需求来支撑。

在去年及今年的经济打击下,也在国安法的威吓下,社会里不会再抗拒内地来港的旅游等消费。 这会如过往十多年自由行等的作用,在香港支持着低附加值的零售等相关服务和中下层的就业。 特区政府也可以用金融部门的收入补贴民生。

香港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