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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祖国三千里》序
汪毅夫
2022年05月22日
认识蓝博洲的人莫不以识荊为幸,老朽如我亦常对人言说“我的朋友蓝博洲”云云。

台湾统派作家蓝博洲是一个忠诚、质朴、有能耐的汉子。他积30馀年之功夫,不畏艰辛、克服困难,在台湾史领域(包括台湾政治史、台湾民眾史等)制作了眾多精良的口述历史,如眼前的这本《寻找祖国三千里》。

他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被淹没的历史、关于被遗忘的人物;他也教给我们很多,关于口述史制作的经验、关于口述史制作的伦理。

广义的口述史包括回忆录、访谈录等;狭义的口述史则是有采访人参与的,采访人与报告人互动合作的,共同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作品,它不同于个人记忆(包括选择性记忆、错误记忆)的笔记,也不是采访人与报告人我问你答、你说我记的实录。

读了《寻找祖国三千里》,我想谈两个看法。

1.《寻找祖国三千里》引述的多是让蓝博洲有意搁置、晾了多年的口述史报告,有的甚至是报告人逝世多年以后才被披露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由于某些原因、出于某种动机,有报告人会做誇大其实的报告(统派学者、也是“我的朋友”的王晓波教授曾斥之为“黑白讲”)。此种报告经不起时间的证明,经过若干时日,连报告人也不敢如是说了。这是“晾了多年”的一个好处。在蓝博洲面前和笔下,失实的报告全然没有被采信的空间。另外,合于“不影响当事人生计和生活”的学术伦理,有些报告迟后发表才是正当、合理的。

2.《寻找祖国三千里》也引用了某些审讯记录。我曾在一次学术演讲里说:“在我看来,审讯记录简直是另类的口述史。其格式完全合于口述笔录:有访谈(审讯)时间、地点、访(审问者)、 谈(受审者)双方的问、答(包括追问和补充问答)及签名;其解读原则也包括了‘硬伤’和‘硬道理’:尽可能不发生误读历史的‘硬伤’,尽可能发现近于历史真实的资讯。”我曾想,审讯记录里的受审人承受著很大的压力(句括严刑拷打、威胁恐吓以及关于组织、战友、亲人安危的考量)。这是其“另类”的特点。读了《寻找祖国三千里》始知,有关台湾政治史的报告人也承受著很大的压力(包括对“祸从口出”和“历史悲剧重演”的担忧)。蓝博洲用什麼赢得报告人的信任呢?是他恪守学术伦理的人格力量。

祝贺我的朋友蓝博洲又出了一本好书。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许聃】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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