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汉族迁居辽东，不仅带去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也带去了中原地区的礼义文化，使辽东的民风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辽阳2300多年的历程中，鲜卑族、氐族、高句丽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等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曾先后统治过这座古城。白塔区文联副主席周涛对我说，现今土生土长的辽阳人，或许有许多是这些少数民族的后裔。

但是，慕容、拓跋、耶律、完颜等少数民族姓氏，在今天的辽阳人口中完全消失。即使是作为主要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许多人也改用了汉姓。

少数民族改姓，既有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文化的崇尚，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内容，就包括改用汉姓；也有因政权更迭，为避难免祸、以求生存改用汉姓，如金灭辽、蒙古灭金后，契丹、女真人口改用汉姓；还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长期杂居通婚等自然原因，改用汉姓。

少数民族改用汉姓，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表现之一。同时，少数民族均改用汉姓而非其他，更表明中原文化在民族文化融合的主流地位。

清晨，护城河畔，朝霞映照着辽阳古城中高耸的白塔，空中缭绕着广佑寺悠扬的晨钟声。汉传佛教与佛塔，本就是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在辽东的辽阳古城，又融入了更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

广佑寺始建于东汉末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东北地区最早的寺院之一，至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重檐抱厦歇山式的大雄宝殿，殿顶脊无剑把的鸱吻，都表现出典型的辽代建筑风格。

白塔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方丽艳告诉我，广佑寺前五门六柱的青石牌坊，建筑面积近1.15万平方米的大雄宝殿，长12米、宽3米、重达16吨的青铜铸造香炉、总高21.48米的释迦牟尼佛樟木鎏金坐像，都堪称的“世界之最”。

让我好奇的是，在广佑寺五门六柱的青石牌坊侧，竟然立有一尊丁令威驾鹤升天的雕塑。为官清廉、酷爱养鹤的丁令威，是道教中的神化人物。他的塑像出现在佛寺山门前，或许是为了表现“儒道释并存”的文化认同吧。

站在广佑寺的青石牌坊前，抬头可见高大的白塔。

据《辽阳县志》记载，白塔是垂庆寺塔的俗称，为1161年金世宗完颜雍为母所建的葬身塔。但现已发现的史料表明，“盖塔自辽所建”，其始建年代提前了200多年。因塔檐间立壁和塔身八面均涂有白垩，故称白塔。塔高70.4米，是东北地区最高的佛塔，也是辽阳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辽阳的老友、国际易学风水研究会副会长、辽宁分会会长戴泽源说，契丹民族尚白，故塔身均涂白垩；塔的建筑风格和槽沟砖滴水上的纹饰等，都符合辽代中后期密檐砖塔的典型特征。

在辽阳博物馆，我见到了多件辽阳古窑烧制的古瓷器。这些古瓷器采用来自中原地区的制瓷工艺，但器形和装饰手法往往带有明显的民族特点。如辽瓷的皮囊壶，便于契丹民族游牧、迁徙时携带使用；辽瓷的装饰手法，多用刀刻而非笔绘，也反映了契丹民族粗犷的性格。

走在辽阳街头，不时能看到身着旗袍的女性。白塔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智博说，满族女性的旗装精致优雅，旗袍更是其典型代表，但旗袍并非源于满族、也非满族独有。早在先秦时期，汉族就有连体紧身的深衣，只不过因为适合骑射，旗袍才成为满族女装的基本样式。而现代的旗袍，已经逐渐脱离了满族文化的束缚，不仅是中国的国粹和女性的国服，更成为融合了多种民族文化元素的艺术品。

“酉父癸”青铜簋，燕北长城的断璧（壁）残垣，汉魏古墓室的艳丽壁画，高耸的垂庆白塔和恢宏的广佑古刹，雄伟的古城角楼，文学巨匠曹雪芹和关东才子王尔烈的诗文墨宝，李兆麟将军与东北抗联各族将士共同创作的《露营之歌》，共产党人和各族抗日志士抵抗侵略者的铮铮誓言，民俗博物馆展出的风情民俗，街头女子身着的旗袍，都是各民族互融共生的文化结晶。

白塔区委书记孙善美说，正是各民族文化的互融共生，中华文化才能够延绵五千年，辽阳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才能够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