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雨村是一个大渣男，每个读者都痛恨，但是这个大渣男角色在《红楼梦》宏大叙事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贾雨村在第一回就出现了，并贯穿全书。受人恩惠却不回报，小英莲被人拐卖遭遇劫难，他当官审理这个案子，为保自己的乌纱帽，“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他攀附贾家的权贵，却在贾家瓦解时，又“落井下石”，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且更是危害社会的蠹虫。细读程乙本，结合清代大文豪陈其泰这位桐花凤阁主对贾雨村的批注，从中领悟到这一人物的多重隐喻与社会批判意义。

一、“渣男”形象的合理性：封建制度异化的必然产物

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贾雨村这个“渣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现实社会的典型。陈其泰在批注中尖锐指出：“雨村之负士隐，非独忘恩，直是卖友求荣，士隐泉下当为齿冷”，将其行为定义为“士人堕落的标本”，“雨村之败，非一人之败，乃整个世道‘以贪为常’之败’，此《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也”。

首先贾雨村直接反映了科举制度下的畸形人格。寒门士子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造就了功利至上的价值观。贾雨村中进士后立即休弃资助他的娇杏（后因无子嗣又接回），展现士大夫阶层对女性的工具化态度，这种“陈世美式”选择在当时具有普遍性。陈其泰评此情节时感叹：“非雨村欲恶，实世逼之恶，读之令人心寒”，揭示了个体在体制压力下的道德困境。
其次他不得不遵从护官符体系的生存法则。门子出示的“护官符”彻底摧毁其道德底线，揭示官场潜规则：不同流合污则无法立足。他在“清官理想”与“现实利益”间的挣扎（如判案前“正气凛然”到“低头寻思”的转变），凸显制度性腐败对个体的吞噬。他是封建官僚的典型标本。贾雨村周旋于四大家族间，参与抄检大观园、构陷石呆子等恶行，成为统治机器中的齿轮。其行为逻辑完美诠释“官场厚黑学”：利用贾府上位，却在贾府败落时落井下石。这种实用主义的生存哲学，恰是封建官场生态的缩影。

再次权力对人性的腐蚀。贾雨村虽然是道德虚伪的集大成者，但是他初为清贫书生时，尚存“读书人”的体面与理想（如资助甄士隐、教导黛玉）。但步入官场后迅速堕落。贾雨村的口头禅“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既暗示其野心，也预示了权力对他的反噬。他在任期间贪赃枉法（如抄没石呆子家产）、党同伐异，最终因“婪索属员”被参革，甚至在第一百二十回中与甄士隐重逢时已沦为阶下囚。这种“因权得祸”的循环，印证了曹雪芹对封建官僚体系“以贪始，以败终”的批判。陈其泰评其结局时说：“雨村之败，非独个人之咎，实乃官场潜规则之必然”，将个体堕落上升为制度性悲剧。

二、贯穿全书的叙事功能：命运齿轮的推动者

首先是结构性的穿针引线。陈其泰认为，贾雨村的叙事功能在于“穿针引线”。作为开篇第一个出场的男性角色（与甄士隐对饮），他串联起黛玉进贾府（受其推荐）、薛蟠命案（审案推动宝钗入京）、贾府抄家（作为执行者）等关键情节。其仕途浮沉与贾府兴衰形成镜像，构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叙事闭环。贾雨村的每一次出场，都伴随着情节的推进——从葫芦案掩盖英莲身世，到抄检大观园时构陷石呆子，再到贾府败落时落井下石，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串联起宏大叙事的“命运齿轮推动者”。

其次是“假语村言”的叙事哲学隐喻。陈其泰在第一回批语中强调：“作者以‘贾雨村’起，以‘甄士隐’结，非仅为姓名谐音，实乃以‘假语’写‘真事’，以‘浮世’喻‘幻境’。”名字谐音“假语存”，与“甄士隐”（真事隐）形成对照。作为“假语”载体，他的言行常是真相的遮蔽者：判案时用冠冕堂皇的判词掩盖私心，升迁时用道德文章粉饰钻营。这种叙事设计暗合全书“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创作宣言，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具象诠释。

再其次是贾雨村的窥视视角，让《红楼梦》小说有了三大叙事空间：他因甄士隐资助进入仕途，通过林如海引荐攀附贾府，又以应天府尹身份介入四大家族的利益网络（葫芦案），最终在贾府败落时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第一百零三回查抄夏金桂家产时株连贾府）。这种“草灰蛇线伏脉千里”的功能，使他成为观察封建贵族与官僚体系勾结的最佳视角。陈其泰曾指出：“雨村如一条暗线，穿起甄家之衰、林家之败、贾家之亡，看似旁支，实为纲骨”。

三、人性对照的镜像：与贾宝玉的精神二元对立

陈其泰评贾雨村和贾宝玉的对比时批注：“雨村之‘俗’愈显宝玉之‘真’，作者盖以二人写世道人心之两极。”

贾宝玉的人设，《红楼梦》有两首《西江月》形容他。其一：“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二：“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贾宝玉对经济之道和经史子集不感兴趣，又无科举的上进之心，会被读者认为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于世无用的废物。但是，曹雪芹擅于用对比，把贾宝玉与贾雨村两个相互对立的人物“捏鼓”在一起，“擦出火花”，从而让读者揣摩出其中的深意。贾雨村的人设，“才学虽高品劣，野心勃勃心贪。趋炎附势意何堪，恩义全然不念。乱判葫芦冤案，攀附权贵如犬。到头锁枷扛身畔，空余骂名一段。”贾雨村代表世俗社会的“成功学”典范，而贾宝玉则是反叛者的象征。当贾雨村向宝玉灌输“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时，宝玉斥其为“禄蠹”；当贾雨村为权力不择手段时，宝玉却拒绝与官场同流合污。这种对照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与“林黛玉抛父进京都”的并置叙事中尤为明显：前者是功利主义的胜利，后者是诗意生命的迁徙。试想如果贾宝玉读了书考取了功名，却像贾雨村一样坏，唯利己是图，甚至危害社会，他的形象还可爱吗？与其像贾雨村一样堕落，那么不如当一个与世无害的人！对比之下，贾宝玉的品行则显得高贵，即使“于家于国无望”，也强似一个危害社会的“禄蠹”。

综上所述，贾雨村的形象之所以穿越数百年仍具震撼力，正因他是封建末世知识分子的“病理切片”——既承载着科举制度下士人的集体困境，也暴露了权力结构对人性的异化机制。曹雪芹将其贯穿全书，本质上是以文学叙事完成对一个时代的诊断：当“假语”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真事”便只能在“满纸荒唐言”中泣血而存。陈其泰在评贾雨村结局时曾说：“看他起时如何英雄，败时如何狼狈，方知世上功名，原是一场春梦”。陈其泰的评价不仅影响了后世对贾雨村形象的理解，更成为连接传统评点与现代学术的关键枢纽，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了深刻的社会批判视角。此外，这种对世俗成功的解构，恰是程乙本《红楼梦》留给现代人最珍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