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一名年轻男子因其跪在公司大厦前向高管寻求经济资助而上头条。 来自四川成都的21岁大学生莫向松是位白血病患者，但他无力支付医疗费。他向总部设在本地的农牧龙头企业—新希望集团寻求帮助，该公司网站显示其年度销售额达88亿美元。 莫向松在标志牌上特别写明：他想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100万元人民币（16万美元），据说刘畅在2013年年薪300万元。 莫向松头上和肩上各戴花环，手捧一束玫瑰花，携14名持玫瑰的同学集体下跪。 这些花的寓意，就如标志牌上所暗示，即“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用比喻的方式提醒：慈善捐赠的人往往能得到灵魂的升华作为回馈。 关于此事，公众的舆论壁垒分明。 那些支持莫向松的人说他并没做错什么。他们指出，莫向松不偷、不抢、不骗。他想要的仅仅是向富商借钱，而且他承诺会一生为其打工来偿还。他们坚称莫向松并未触犯任何法律或道德底线。 至少可以说莫向松寻求帮助的选择是噱头，但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他没有很多选择。 他家境并不富裕，为了治疗，他花光了父母的积蓄。 事实上，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父亲也患了精神病。他是被养父母带大的，但他们无法资助他，帮他度过困难的时期。 他的学校已组织了一系列捐款活动，共募捐了6万元—但那远远不够。 他甚至做出了躺在公共草坪上“晒死体内癌细胞”的举动。这吸引了一些当地媒体，但新增的捐款不到1万元。 莫向松说：“我只想活下去”。 但大多数的网上反馈，都是批判的。很多人认为莫向松的行为仅仅是“道德绑架”。还有些人认为莫向松瞄准企业领导者的行为卑鄙可耻。 他们表示，这好比是富人要钱生存的窘境，唯一的区别在于自己位于道德高点，仅因为他是贫穷的受害者。什么都不要给他。他们补充说道。 新希望集团和董事长从未发表声明，或许他们认为就算想要帮助他，这样给莫向松钱也不明智，至少不是公开给。 或许他们认为这会被视为道德绑架的圈套，然后很快大量求钱者，有或没有正当理由的，都会围在办公室。 大多数的大企业和一些超级富豪的确会捐一些钱给慈善机构，他们通常都有一个特定的利益区域。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这些慈善活动都是本能发起的。 本应存在于伸出援手之人与需要帮助之人之间的桥梁基本不存在。 哪个企业或个人慈善基金会最有可能帮助白血病患者？我认为不存在找出答案的简单方法。 这为像陈光标那样的人创造了空间，这位中国亿万富翁因宣传噱头变得世人皆知。 我最近写了关于陈光标如何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整版广告邀请1000名美国穷人就餐的文章。 莫向松说：“人们说我应该向陈光标求助，我以前从没想过，但我准备在他的微博上留言，看会发生什么，” 讽刺的是，陈光标没能预言到莫向松噱头会成功，不然他可能会想帮他。 莫向松在新闻报道前就恳求陈光标了，最有可能的是已经淹没在在众多相似的请求中—考虑到陈光标的高调。 可悲的是，人们必须做一个秀出来寻求或给予帮助。在这个网络时代，建立一个双方可进行信息自由流动、对所有人开放、然后可受到公众和专业审查的平台是很容易的。 然而，许多基金拨出大笔款项用于行政开支，人们有理由猜测这种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 在这里真正遗漏的是中国医疗体系中的安全保障，它可以帮助这些人。 慈善的目的不是要涵盖社会的各个角落。政府发起的全国性计划可保证每位公民接受基本医疗服务。 该计划的费用相当巨大，超越了任何个体或企业的能力。它必须要纳税人的资助，这就意味着每位公民必须根据他（她）的收入参与。 在莫向松这个案例中，只要他的家庭收入和医疗状况被证实，他就应该能够申请该类政府援助。 如果国家当前经济形势使之难以覆盖全部费用，那应该有逐步推进一些财政资助的机制—例如，免除公立医院的部分费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所需要的资助将缩水，因此，安全渠道可做大做强。 最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如保险公司要发挥作用。 大学生应该主动加入一些负担得起的计划，这样，可能不能支付莫向松的全部医疗费用，但至少可以起到一些缓冲作用。 我读过最荒谬的建议是：莫向松14名同学的家庭应该每家出7万来弥补差额。 另一观点也一样：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应该削减工资，这样穷人就可以得到治疗了。 比起公司高管，学校还不到承担该费用的地步，人为压低医生收入将只会阻碍聪慧的年轻人进入该行业。 那些面临医疗紧急事件的人，如莫向松，可能从他们朋友那儿得到道德支持—但这应该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是他们身边人，或者一位名人承担责任或被迫帮助他。 也许到时，将没必要放弃尊严或上演这类悲剧性色彩闹剧。 （中国日报周黎明  翻译：爱新闻 panda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