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正处于严峻时期。从表面看，中国与日本在三方面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对峙：1、文化认知与历史观方面的对立，集中体现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2、东海岛屿争端；3、南海自由航行与岛礁争夺。 本文将从这三方面按是非曲直与合理性尺度进行分析评价。 一.参拜靖国神社与历史问题 中国的说辞是，鉴于靖国神社供奉着包括二战战犯在内的日军战殁者名号，所以，凡日本政要、尤其是在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为军国主义招魂、企图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 日本的看法是，死者为大、不应纠缠其生前行为的对错；参拜靖国神社的宗旨是纪念为国捐躯的死者，同时表达对发动战争行为的反思并宣誓永不再战的决心。 中国的态度是，只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不管他在参拜时发表了什么意见，都是对中国的挑衅、对两国关系的破坏；中国就此加紧游说，企图在亚洲发动其他国家参与声讨的阵营，但收效甚微，只有韩国与中国并肩，发表了措辞同样严厉的抗议、谴责。 虽然中国与日本两国在历史上有过密集文化交流，但两国的文化基因有较大差异。中国人记仇，在古代中国，为父兄、为朋友甚至为恩人主人行凶报仇被奉为一种美德；对已经死亡的仇者或其身边的物事亦不予轻纵，著名的伍子胥鞭尸楚平王、项羽纵火阿房宫，以及皇帝对已亡故的罪臣毁墓戳尸等等，都带有不宽恕的文化烙印。日本人提倡忠恕，他们也讲恩仇，但只局限于生前。任何死敌巨恶，一旦死亡，恩怨即一笔勾销，受合掌祈祷。 姑且不论这两种文化之优劣。但是，世界不同文化的合理生态是允许共存、积极交流、彼此影响、相互渗透、彼此汲取精华，以实现文化的自我完善，从而汇合成一种崭新的文化境界。如果一国文化自以为完美无缺、他国文化被视为漏洞百出；自己总是义正词严，别人都是体无完肤；采取这样的态度，实则是对一国文化的自我孤立，文化一旦被孤立即开始朝没落发展。 参拜靖国神社从本质上看，只是发生在日本国内的一个悼念亡者的礼仪祭祀活动，在追思亡者的同时，客观评价其生前作为的得失，然后发表一些追求和平与美好将来的感言，并不失为一种比较高尚的情操，却无论如何也与军国主义挂不上钩。 构成一国的军国主义，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军事独裁体制；有一整套军事扩张计划与政策并付诸实施、不断对周边国家形成威胁压迫；具有庞大的进攻性武库与很高实战使用频率。这三要素日本不具备一样，复活军国主义岂非天方夜谭。 事情并还不是这么简单。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高层的抗议，可那时的中国政府正致力于与日本友好，所以，将此事轻轻放下，在次年还是以最高规格接待了他的访华。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离世界经济大国还相当遥远，需要日本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而日本距世界政治大国的目标也很不接近，需要除美国以外的大国帮衬。所以，两国的战略互补度达到了峰值，类似参拜这样的事件，可以交涉、但不会放大、更不会炒作。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20年之后，GDP接近并超过了日本，同时日本对华大规模援助也接近尾声，这时中国的心态起了变化，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口号；恰逢此时，日本提出了入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正式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只需补个手续即可，这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惕。 日本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与中国旗鼓相当，但经济发展与国土治理的质量以及国民的富裕程度是中国所望尘莫及，还头顶着着民主国家的光环。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脱颖而出，必将使中国的和平崛起黯然失色。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了严重社会矛盾，日本的民主化建设越有成就，便越彰显中国的体制性顽疾，这是中国当局最不 想让人民了解的。给日本制造问题既能扭曲其国际形象、阻碍其跨入世界政治大国的进程，又能转移或稀释人民对国内问题的关注，一石击双鸟。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日本首相参拜的事情发生，当然会抓住不放，大肆炒作，甚至不惜借此将两国关系降到冰点。 现实中的日本无论其内政还是外交，都没有太大毛病，中国唯一能够发力处只能是历史问题。在中国国内的电视、互联网，纸媒体上，到处挖掘二战日军的战争罪行，指令性量产抗日剧；与此同时，日本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经援国的形象基本被抹杀；宣传中的日本民族凶残、变态与顽固不化。在对外文宣上，则时刻捕捉日本政要“否定历史”的言行并无限放大，渲染日本要复活军国主义；对不喜欢的政治人物则一律贴上“日本右翼”的标签；制造形形色色的反日“民意”。这一系列举措深谋远虑，其规模已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一项策划，堪称21世纪文宣领域的“八年抗日战争”。 所有这些举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日本民选政府与二战时期军政府的本质区别模糊化、贬低它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使它陷入不停地道歉的泥沼之中，否则就是违背中日关系“以史为鉴”的政治基础。 韩国的立场存在逻辑上的混乱。因为无论日本统治时期对朝鲜半岛采取了何等严厉的政策，朝鲜人的伤亡却有限，远远不及1950年由于中国援助肇事的北韩与直接介入朝鲜战争所造成的300-400万的伤亡数字。同时，因为中国政府的大多数官员并不赞成中国介入，入侵朝鲜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决定，可以说，毛是造成朝鲜人民巨大牺牲与山河分裂的元凶。安倍与中国领导人在去年12月26日同时分别在北京与东京参拜，安倍的参拜对象是250万冥魂，北京的参拜对象仅只毛一个。韩国对安倍的参拜进行了猛烈抨击，对中国的参拜选择了视而不见，其“民族感情”的真实性与抗议言辞的正当性都值得怀疑。 二战以后、尤其是中日建交以后，中国一直对日本居高临下，中日关系“以史为鉴”的政治基础其实就是日本年复一年地赔罪道歉、中国则展示宽大为怀的胸襟，这已不是健康正常的大国间关系。当安倍说要与中国平起平坐，中国对日本的自大心理受到很大冲击，便产生教训日本的一波波冲动：停止两国高层接触对话、在钓鱼岛（日称尖阁群岛）的对峙、航空识别区的设置以及接二连三的国内反日游行等，均属此类。 最近，安倍将中日关系比喻为德英关系，有引喻失义的瑕疵。一战前夕英德两国实力相当且均为世界顶尖强国，他们发动世界大战并无有效制约力量，而在亚太地区由于美国军事力量与美日同盟的存在，有俄罗斯在其背后肘制，中国除了武力恐嚇外，尚不具备与日本开战的能力与决心；虽然中国的媒体充斥着好战言论，而且这些言论在很大程度上有官方授意，但迄今为止，中国最高决策层并未发表过中国与日本可能发生战争的预测，日本可以根据主权国家的权利作某些针对性防御准备，但身为首相，公开预言战争可能性失之于谨慎；当然了，英国与德国同为民主国家，而中国与日本在政治制度上根本对立；英德两国均属基督教文化，容易彼此宽容，即便在二战中德国全面溃败甚至被肢解，英德两国关系中亦不存在“以史为鉴”的教条，更不存在英国自己有史不鉴却硬性规定德国必须以史为鉴的荒谬。 中日关系如果真要面向未来的话，就必须重建两国间广泛的文化交流，但必须将这种交流界定在民间与学术界。由外交部或外务省频繁地就历史问题或文化差异进行攻防，已严重扭曲了这两个部门的主体职能，造成两国正常交往停摆，这显然不符合中日各自的国家利益。 中日两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都不希望看到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两国政府都有责任启动民间感情的乃至学术的交往，重新确立以友好为基调的舆论思潮，以促使政府在处理两国关系上采取务实的、负责任的态度，以协商取代对骂、以外交取代斗争。 二 .东海岛屿争端的含义 2012年7月，一贯弱势的民主党野田政府做了一个强势的决定，由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日称尖阁群岛，下同）。原以为通过此举能有效控制狂热民族主义者登岛挑衅中国，以维持日中之间勉强的相安无事状态。却不料中国非但不领情，反而借机一改以往只说不做的习惯，从当年12月开始，用舰船，飞机直插钓鱼岛海域，开始延续至今的“维权”活动。 中国此举，造成了两个效应：由于野田政府对中国超乎寻常的反应基本没有思想准备，一时竟手足无措，彻底暴露了弱势政府的软肋；中国的举动，迅速唤醒了大多数不关心政治的日本国民，使他们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自民党安倍政府强势登台。自民党胜选甫定，安倍即宣布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没有谈判空间”。 中国政府同野田政府一样失算，一向以知华派著称的安倍一反往常地在钓鱼岛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对中国寸步不让，且软硬不吃，让中国政府伤透了脑筋又无计可施，气急之下居然搬出了哈利波特，形容安倍是打不死的伏地魔。共产党的鼻祖列宁曾经这样揭示谩骂者的心理：一种恼人的无奈。 中国政府在钓鱼岛的做法，显然是采用了老祖宗三十六计中的反客为主之计，意在打破日本130年来的实际控制，在那里显示存在。虽然中国政府如同在南海一样，断然拒绝国际法仲裁岛屿主权归属，但实际做法却循着国际法的要求，着手布置在争议岛屿的“中国存在”。 且看中国古代是如何解释三十六计中的反客为主之计：“为人驱使者为奴，为人尊处者为客，不能立足者为暂客，能立足者为久客，客久而不能主事者为贱客，能主事则可渐握机要，而为主矣。故反客为主之局：第一步须争客位；第二步须乘隙；第三步须插足；第四足须握机；第五步乃成功。为主，则并人之军矣；此渐进之阴谋也。 中日建交，中国对日本有了“久客”的位置；在中日建交联合声明内，确立“以史为鉴”的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中国始能“主事”、从而“渐握机要”；如果日本年复一年地赔罪下去，则中国“而为主”、能“并人之军矣”。中国在联合声明中下的是战略上的一手大棋，这一步棋，使中国至少受益30年之久；“钓鱼岛维权”，在主观上想走的是角位间的一着先手棋，然这一手下得过于强悍，太想当然，当日本方面趁势绝地反击后，局面出现翻盘的态势，中国方面不仅在钓鱼岛难以得手，而且将持续了30多年对日本的政治优势赔个精光，日中关系的政治基础推倒重建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方面自己有史不鉴却一再迫使日本“以史为鉴”的政治架构已轰然倒塌。 现在轮到了日本方面发动攻势。安倍在世界每一处讲坛都积极提议日中双方举行高层会谈以破解难局，中国方面却违背有理放桌面上说的常规，不断躲闪规避，还做出一系列文不对题的回应：一方面策动所有媒体对日本进行辱骂，甚至有驻外30国大使一齐拍马上阵空前盛大的阵容，连外交部发言人都偏离职业规范，每谈及日本或安倍已不考虑一点起码的礼仪，新闻发布会变成了文革批斗会。中国发言人甚至放言，只要安倍在位，中国与日本就没什么可谈的。这哪里还有什么大国风范，显示的只是弱小的心脏与严重的挫折感。全世界都看得明明白白，所有这些豪言壮语所掩饰的不过是厌烦、惧怕与逃避心理。 然而，从另一侧面看，这种拒而不谈的态度揭示的真相是，中国如果做不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就绝无在钓鱼岛动用真刀真枪的打算，其行为在本质上与J-8战机逼近EP-3侦察机做危险动作一样，只是吓唬一下对方而不是真打，何况眼下日本还不具备集体自卫权、舰船对舰船的海上游戏跟太极拳推手的意思差不多，松松筋骨罢了。从安全角度而言，“钓鱼岛维权”打的纯粹是套太平拳，既打不死人又伤不到自身，只不过是神经战、心理战、宣传战而已。既然天根本塌不下来，与其谈不可能发生的事还不如不谈。 中国目前正面临从产业政策到经济结构的全面洗牌，从权力分配到资源配置的重大调整，加上社会矛盾尖锐突出，最高领导层正无比焦虑中。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要跟美日联盟展开一场规模根本控制不住的战争，即使解放军有海空作战的经验，都断然不能轻易出手。因为一旦开打，必然进入战时体制与进行军事动员，社会动荡、经济崩溃都可能发生，三十五年改革与经济建设的成果将毁于一旦。哪个中国领导人下得了这样的决心或能承担这样的后果？从纯军事角度考虑，只要对手在马六甲海峡有针对性地置放几艘攻击潜艇，中国经济就得全面瘫痪。如此这般，这仗怎么打得起来？当然，虽然日本社会稳定，经济结构成熟优化，却也同样要面对这些不可逾越的困难。还不说对抗升级导致经贸交流中断的后果有多严重。 所以，中日对抗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都是灾难，完全没有前途可言。中国和日本的游戏，根本就不会有输赢，要么两败俱伤、要么双赢；任何一方想要损人利己都等于在自杀。因此可以断言：东海无战事，庸人方自扰。 三 . 南海争端与日本的机遇 南海是印度洋以东所有亚洲国家的生命通道。长期以来，美国在此充当义务警察，保障了该航道的安全、自由通行，为亚洲经济腾飞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南海丰富的渔业资源以及后来发现的巨大能源蕴藏，又引起了沿岸各国的竞相角逐争夺各类岛礁。好在这类争夺基本按谁先占谁拥有的潜规则进行，除了中国与南越为争夺西沙群岛打过仗，其他占有过程中没发生国与国的对抗或战争。 在南海自由航行方面，自二战以后，相当安全通畅，除2001年4月中美两国发生的军机相撞、2009年3月美国海洋科研船只“无瑕号”为中国多艘舰船夹击设备受损、2012年12月中国拖网渔船切断越南工程船电缆、2013年美国考本斯号巡洋舰受中国登陆舰冲撞事件外，其余都为鱼事纠纷。没有发生针对商业航行的任何阻挠行为。 可以归纳出二点：一是南海的海上冲突，其中有一方必定是中国，而且始终采取行为主动；二是中国在南海的立足点尚寥寥。可以设想，如果按中国圈划的南海九段线的主权声明办理，中国就能将南海星罗棋布的大小岛礁尽括囊中，整个南海将成为中国的内海，这不仅是东南亚沿海各国的噩梦，包括日本、南北韩、俄国的远东区域，其生存所依赖的南海自由航行权也行将落空。 当中国海政船只在海军舰艇压阵下跑到菲律宾家门口“执法”后，菲律宾这才懊悔20年前以为中菲友好则安全无虞，过河拆桥请走了美军。于是，便恭请美军重返，奈何美国经济尚未完全复苏，连政府都因没钱闹起了关门，只能提供有限帮助。所以，财大气粗的日本自然就成为了贵宾。安倍也不含糊，一出手就是10艘海巡船。此后，越南等国也向日本提出了类似要求。在安倍旋风般地结束在东南亚的巡游后，日本已初步完成了它的亚洲新布局；当安倍在新德里作为印度国庆日首席国宾高调亮相后，人们似乎看到日本作为亚洲新领袖的潜质如旭日一样冉冉浮出太平洋。 亚洲经济三巨头中，印度因为地理与经济发展的成熟度尚欠火候外，论综合国力与地区影响力，当数中国与日本最具领袖气候；但中国的幅员辽阔、经济总量最大，地处亚洲大陆中央；中国加入WTO后，打通与欧美正常贸易的航道，成功积累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海外金融资产；中国巨大人口形成的市场，造就了无限商机，尤其在与东盟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使众多国家渴望分享到中国的发展红利。更因为从国民政府那里里继承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故中国具备充当亚洲领袖的充分条件。但如此众多的有利条件却一直被中国当局过度挥霍，当今中国何以在国际上成为孤家寡人，确实让人非常困惑。 日本的综合国力与中国旗鼓相当。日本的短板在于疆域太窄小，自身的发展空间有限，能给他国提供的商业机会亦不如中国；但日本以科技教育立国，高科技产业世界一流，资金结合人才与高科技的输出规模巨大、后劲十足。中国的症结在于政治与经济方面的负资产太多，社会与民族矛盾突出，政经混杂、环境破坏严重；尤其是战后亚洲局势动荡差不多都由中国直接或间接插手的因素所致。中国在外交事务上不断出错的同时，日本在亚洲与世界各处注意广结善缘、基本上与人无争，中国则因其“核心利益”的包袱过于沉重、其涵盖面过于宽泛从而结怨甚多，成为亚洲与世界上最具争议的国家。 同时，东亚地区麻烦太多，有北韩核问题、南北韩严重对峙，有中国与北韩之间说不清道不白的恩恩怨怨、有中国与日本的多领域多层次的摩擦纠纷……，故而东北亚地区不是个有利的外交空间，只有目光短视、思想呆滞的政治家才会在那里着力。中国在东海叫板日本，对日本形不成太大压力；然而，中国的南海行为却给沿岸各国着实带来不小的恐慌，导致亚洲原中国粉丝团队集体跳槽而倒向日本。因此，安倍的东南亚外交事半功倍，只是借中国之力发力；中国近年来外交上犯的错误太多，简直是对手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 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确定，中国东九段线内通吃的目标绝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接受中国在离自己有效辖区数千里外、把“主权”建立在别人家门口。中国一直批评美国在世界称霸。然而，即便美国真的手握霸权，却行事讲道理、不霸道；中国虽然一直信誓旦旦宣称永不称霸，却对有利益争执的弱国越来越霸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州吁黩武，众叛亲离。这是中国自己的历史，为何有史不鉴？一国核心利益的要素包括：决定国计民生的主要范畴以及确切可控的能力范围。如果不顾客观条件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一味蛮干、强加于人，这根本行不通，何况，这么做这与二战中的日本军方还有什么两样？ 南海问题的解决，检验中国的和平诚意与政治智慧，也考验中国是否心口一致，真心维护亚洲的战后秩序。二战后的日本，堪称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模范：与中国不同的是，战后70年来，日本没有涉足过任何一场战争，即便在竹岛被韩国突袭占领，亦没有武力相加甚至没用武力威胁，这就是除中韩外的亚洲与世界各国认可日本的根本原因。“自古谁无死，民无信不立。”由日本倡导区域和平，较中国更具公信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四 . 寄语中国  寄语日本 　 　1、寄语中国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逾越千年，一直友好相处，发生侵略战争的时期不超过百年：一次是中国元朝对日本的两次进犯、一次是日本对华持续八年的侵略战争；两次侵略战争都失败了，一次归咎于飓风，一次由于美国的介入，彼此算扯平了。不能说没打进去就不能算，因为没打进去并非主观上不想，而是天意不允罢了。不要老说甲午战争，双方都是为了干涉朝鲜内政，无论输赢的哪一方都不光彩、皆无正义。 战后的日本，锐意民主改革，奉行和平外交，身体力行、表里如一。关于这点，当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有如下表述：“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双方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努力增加共识。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这充分说明，日本战后的行止与军国主义背道而驰且愈行愈远，不能说，胡主席卸任还未满一年，日本就朝军国主义方向奔去，这话中国自己信吗？ 中国必须承认现代日本与二战时期的日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和平外交方面，中国应该谦虚地向日本学习。这不仅是为了还日本一个公道，也是中国彻底改变不良国际形象的必需。中国现在所显示的武力基本上由俄罗斯供给，俄罗斯军售中国的目的只是为了把黄祸之水东引，让中国自取其祸、日渐衰败；中国自不该反俄，但也不能任由它牵着鼻子，该迷途知返了。 中国必须停止一切反日宣传，彻底改组外交系统，让懂外交不斗争、对普通事物能持常人见解的人主事，让患有民族主义综合症的人去研究中国历史、以具有全球化发展思想的人取而代之，因为外交部的根本价值在于“交”而不是斗。中国必须拿出勇气，像欧洲国家取缔纳粹主义那样，坚决取缔一切极端的民族主义狂热思潮及借此破坏社会稳定与对外关系的行为；同时，中国应该支持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入常。 中国应该携手日本，重构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真正贯彻战略互惠的主题；抛弃战胜国与战败国，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成见，共同、切实面向未来。 　 　二.寄语日本 无论中国犯怎样的错误，中国始终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吃不掉日本、日本也决灭不了中华。日中两国和则共利、斗则俱伤。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日本拿给世界各国的见面礼决不能是日中恶斗，而应该是彼此尊重包容，彼此和平协作。因为这世界有太多的问题、困难等待中国日本与其他世界大国去共同面对、承担、合力解决克服。这是地球人的期待，双方都不能逃避。 日本可以坚持其尖阁群岛主权及附属的相关权益，中国也有权提出钓鱼岛主权声诉，两者都拥有正当权利。日本作为实际控制方，最好在“主权”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建议中国大陆、台湾共同参与岛屿开发，将该岛定位于“离岛特区”，建设成国际度假或会议中心，欢迎中国大陆、台湾共同参与管理，以表明善意，彻底消弭由此引起的关系紧张。如果日本政府真有此胸怀胆略，则表明日本的政治成熟与具有高风亮节。 安倍总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具有勇敢顽强、热情真诚、改革创新等诸多特质；习近平主席也是个了不起的领袖人物：亲民务实、清廉自律、嫉恶如仇、通情达理，是个能与人民共甘苦的难得的政治家。二者应该成为朋友而不是对手。中国的事情多而复杂，习近平执政难度要远远大于安倍；同时，中日关系紧张的始发原因也不在习近平身上。所以，安倍总理应能换位思考，多体谅、多给台阶，患难方见真情。事事争锋相对并不是伟大政治家的胸怀，日中关系的转机也就无从谈起了。 南海问题上，东盟国家惶恐，但其实中国本身也纳闷。日本可以帮助东盟国家解决一些问题，但更应该是中国及其争议国家之间的调解人与双方的和事佬；多给和平方案少供武器弹药，不能认为中国一定会蛮干到底而不想和平解决问题。实际上，习近平李克强都很聪明，他们很想调整中国的发展方向，但中国很沉重，惯性非常大，调整并非朝夕间就能完成。中国需要足够时间，日本需要非常耐心。 日中之间再大的分歧也是小事，再小的合作都是大事。更何况，日中在能源、原材料、环境、金融、区域及国际安全、救灾、高新科技等领域完全有可能、非常有必要进行全方位合作，而且，合作前景将无限广阔。 相信新一轮中日好的发起人将是安倍与习近平，一旦完成中日友好的重建，二人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将是另一种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