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中国威胁论”重又沉渣泛起。中国在维护自身权益时面临的各种非议和猜忌不断增多，特别是中国在维护领土海洋权益上的做法，在应对地区突发事件中的立场，被解释为中国在对外政策取向上“热衷于采取高压姿态”，在对外行为方式上“不遵守国际规范”。中国正常的军事现代化进程，被理解为中国试图打破地区军事平衡，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由此，整个东亚地区出现了日益明显的“政经两分”现象。一方面，东亚国家希望在经济方面保持同中国的紧密联系，搭上中国经济崛起的快车，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东亚国家又极其担心崛起后的中国威胁其安全利益，因而在安全上向美国靠拢，希望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来平衡中国日益强大的地区影响力。

在上述背景下，今年以来，美国、日本、韩国和部分东盟国家正在加强军事合作，各类军事演习亦或明或暗地指向中国。在东北亚方向，在去年年中日爆发钓鱼岛争端后，日美两国于去年年底在日本周边海域、空域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演习的主要内容是当远离日本本土的岛屿遭受武力侵犯时，日美如何共同采取行动，夺回该岛控制权。在东南亚方向，自今年南海问题凸显后，美与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日本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不管这类联合演习的真实动机如何，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因海洋领土和权益问题爆发摩擦和冲突的敏感时期，这些军事活动显然不合时宜，不仅无助于缓解紧张局势，反而容易诱导相关国家误判形势，进而做出促使危机不断升级的危险动作。

由于东亚地区的权力分配格局日益走向两极化，中国面临的崛起压力势必将越来越大。再加上中国执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因此不得不倒向美国，而这反过来又使中国成为一个孤独的崛起大国。中国政府近来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外交政策将在坚持韬光养晦大原则不变的前提下，逐渐转向积极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方式方法很多，笔者以为，改造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缓解崛起压力的可能途径之一。

近年来，东亚多边安全合作诸机制要么濒于失效，要么无果而终，要么沦为“清谈馆”，已经无力应对东亚的各类安全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以传统安全为核心议题的地区安全机制进行管理，未来3－5年内东亚的安全冲突将可能不断增加。笔者以前曾经提出，一个成功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需要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初始成员较少，这样可以减少利益不一致性，以便相对容易达成合作协议。二是议题严格限定在安全领域，以免议题的“泛化”使机制失去发展方向。三是有充分的利益代表性且有明确的地理范围。四是区域内军事大国联合提供军事保障实力。东亚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均不同时具备上述四个条件，因此失效甚至失败在所难免。

在综合考虑成员的数量、利益代表性/地理范围、议题的针对性和组织者的领导力等四方面因素后，笔者认为“中美俄+东盟协调”是最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机制构想，可以有效解决现有东亚地区安全机制领导力不足和权威性缺乏的问题。在这一机制构想中，东亚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利益代表。这样既保证了机制的覆盖面，又大大减少了机制的成员数量，便于四方磋商和决策。东盟作为参与三大国协调机制的重要第四方，在事涉自己的安全问题时，可以发挥一定的协调作用。东盟代表东南亚国家的集体利益，可以减少因东盟国家内部意见不和对地区安全合作进程的影响。

这一机制的领导力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中国、美国、俄罗斯和东盟分别可以在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中美俄合作可防止核战争的发生；中美合作可防止因地区利益冲突而爆发大国间战争；中美合作还可以管理美国与非美国盟友之间，以及中国与美国盟友之间的冲突；东盟则可以协调东盟国家的内部关系，并配合中美两国管理东盟区域内的安全问题。当然，该机制能够提供强大的领导力还有赖于中美俄三大国精诚合作。三国合作程度越高，其能提供的领导力越大。

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的合作（分裂）程度决定了世界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程度。东亚地区近年来安全问题频发与该地区大国不能通过合作来提供领导力有关。而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则是各方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国与周边国家（包括大国）的磨合期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需要调整对外政策，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而通过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提供领导和安全是一个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