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际社会为在明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谈判上取得一个成功的全球协议而紧锣密鼓行动时，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已经在为该领域国际治理领导权展开角逐了。

上周三，当北京和华盛顿在奥巴马总统参加APEC会议并访华期间签订气候变化协议之后的几小时内，布鲁塞尔迅速反应发布官方声明，称欢迎该行动， 但同时布鲁塞尔也将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联合行动归结于受欧盟在10月下旬颁布“世界上最具雄心”的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框架的影响。

华盛顿也没吝啬笔墨。在布鲁塞尔反应之后，白宫总统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顾问John Podesta群发邮件，称“在美国的领导下，”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清洁能源目标上做出了具有吸引力的承诺。

在北京，美国宣布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到2025年其碳排放降低百分之二十六到二十八， 而中国承诺尽早使其碳排放峰值在2030年左右出现，同时到2030年其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额的百分之二十。此前， 欧盟二十八国宣布其温室气体到2030年其排放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百分之四十。

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各方都能采取切实行动将温室气体承诺变成现实，这种全球气候领导力竞争是非常可喜的。

但气候领导力在目前的情况下，至少还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领导者自己要严格执行承诺，在不设置条件的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提高能效；其次，富裕国家必须向贫穷或者气候脆弱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另外，在贸易和投资层面，领导者不得设置绿色壁垒而急需加快清洁和低碳技术转让。

在这三方面， 中国在近些年做得并不比欧盟和美国少。中国大大提高了能效，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发展中国家输出了经验和技术，同时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中国向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出口了光伏产品、水电技术甚至电动汽车。

但西方似乎仍然对中国的进步和努力充耳不闻。美国和欧盟急需试图说服其他国家认同他们的领导力；正因为此，他们倾向于看低中国的成就和绿色计划。

虽然布鲁塞尔已经称其减排计划是世界上最具有雄心的，欧盟能源和环境政策具有相当发言权的议员、欧盟议会对华关系委员会主席Jo Leinen认为欧盟可以做得更多。

在中国和美国签约的前一天，我在 Leinen办公室对他进行采访。这位当年曾经率领欧盟议会代表团参加哥本哈根谈判的高官认为中国在2030年左右排放峰值出现太晚了，峰值必须早点到；布鲁塞尔期待中国峰值年在2020年到达，而中国坚持2030年左右，因此双方可以妥协，将中国的峰值年定在2025年。如果中国争取在2025年到达峰值排放，他说布鲁塞尔还有空间提升减排目标。

当然，若果中欧气候谈判图景是照着Leinen的路线进行，届时布鲁塞尔肯定会认为中国的让步得归于欧盟的气候领导力。

然而，期望北京这样做是有风险的。西方在经历了与中国的多轮谈判、特别是五年前的哥本哈根谈判之后，对中国谈判路数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在谈判桌上，中国简单而直接: 中国愿意无条件一次性抛出自己的底牌，而无论别人目标多么宏大，她将信守自己的承诺，并力争早日实现诺言。

在与华盛顿的协议中，北京已经向世界宣布了自己在2030年前的行动指南。我想，即使布鲁塞尔自己再加筹码，向北京施压促其改变目标可能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