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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进入“奋发有为”新常态
徐进
2014年12月16日

导语:今年以来,“新常态”一词在官方文件和各类媒体上频频出现,已经成为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准用语。那么是不是只在经济领域有“新常态”呢?我认为不是的,在外交领域同样形成了新常态。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准备推出一组论述中国外交新常态的文章,主要涉及总体政策调整以及这一调整背后的观念调整问题。

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执政以来,在外交领域不断深化改革,锐意进取,使整个中国外交工作面貌一新,成绩斐然。特别是2013年10月下旬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有了方向性和原则性调整,甚至是吹响了中国外交全面改革的号角。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主基调由此前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调整为“奋发有为”。从总体目标、工作思路、具体政策等方面看,中国外交目前已经进入了“奋发有为”新常态。

 

一、奋发有为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基调

从语义上讲,“韬光养晦”和“奋发有为”是反义词,既无法并列也不是递进关系,而且“奋发有为”要比“有所作为”更为进取。奋发有为新基调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判断。以前我们坚持“韬光养晦”是因为“你强我弱”,我们需要保持低调以便发展自己。现在的中国今非昔比,已经不具备像以前那样坚持“韬光养晦”的主客观条件了。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那个以前躲藏在大树后的大象再也藏不住了。因此,中国自身的变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都要求我们调整外交工作的主基调,以一种积极有为的全新姿态处理国际问题。正是本着这一新基调,中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规划“一带一路”建设、做好主场外交、稳定周边局势、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奋发有为新基调的提出,有利于中国在处理涉我利益问题时公开坚持底线思维。以前中国在处理主权领土争端等涉我利益问题时当然有底线,但那时我们不提倡底线思维,以免给外界留下中国外交强硬的印象,以免与“韬光养晦”原则发生冲突。近两年来,新一届中央政府在处理南海、东海等海洋争端时,坚持底线思维不动摇,同时创新性地运用“后发制人”战略,既有效维护了中国的主权权益,也有力保持了地区局势的稳定。

 

二、大国外交有了新思维

2013年6月27日,王毅外长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发表了题为《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新一届中央政府在继承新中国外交六十多年形成的大政方针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根据王毅外长的演讲,这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可以说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构成。一个中心是指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这个中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两个基本点是维护中国在世界上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大国外交一直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此前的大国外交和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区别在哪里呢?这或许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本文以为,此前大国外交的前提是你强我弱,那是一种“针对大国”的外交;现在的大国外交的前提是我强你弱,这是一种“我是大国”的外交。今后,无论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是弘扬新型义利观;无论是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处理,还是维护与改革国际体系,中国都将以一种全新的大国姿态现出在国际场合,维护我们的利益,发出我们的声音,提出我们的倡议,落实我们的政策,帮助我们的朋友。

一年多来,中国政府按照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一是有针对性地处理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努力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在军事合作、货币互换、能源产业和军备贸易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防止“修昔底德陷阱”;在坚持底线不动摇的前提下,有效应对中日关系的严重下滑;利用金砖国家机制和二十国集团平台,加强与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务实合作。二是继续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三是大力弘扬新型义利观,即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例如,习总书记提出了对非洲合作的真、实、亲、诚四字箴言,强调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赢性质,表示中国将不折不扣落实承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重在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四是更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在埃博拉病毒防控、朝鲜、南海、东海、阿富汗、中东等问题上积极参与其中,提出建设性方案;五是继续做当代国际秩序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维护者,同时更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完善。例如,我们联合一些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并积极筹备金砖开发银行,一方面适应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试图与现有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形成有益的互补关系。

 

三、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外交的总目标

2012年11月29日,习总书记率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他在参观后发表的讲话中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此后,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一切工作的终极目标。

2013年10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未来5-10年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指导原则如下: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

伟大复兴为中国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从性质上看,“两个一百年”目标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军事、政治、文化和国际地位在内综合性目标,它要求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也是两个最强大国家之一。假设我们实现了“两个一百年”目标,但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提升,甚至有所下降,那么就不能认为我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伟大复兴是一个更高更复杂更困难的奋斗目标。这就给我们的外交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全面更平衡的要求,可谓外交服务对象的升级版,即把外交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升级为服务于民族复兴事业。

伟大复兴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指明了终点。自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曾发表过《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但是对于和平发展道路通向何方,终点在哪里,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宣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断的提出实际上指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和平发展道路的终极目标。这就给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外交信号,凡是愿意与我们共同实现“中国梦”的国家,就是我们的朋友;凡是极力阻挠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国家,就是我们的敌人。

 

四、实施周边外交有新亮点

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确立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那么用什么战略落实上述基本方针并体现“亲、诚、惠、容”理念呢?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至此,旨在经略周边并体现“亲、诚、惠、容”理念的“一带一路”概念正式出台。

此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密集调研和规划,力图将这一概念充实为具体的战略规划。一年之后的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提出了有关该战略的五项重点内容:第一,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中国愿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第二,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第三,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优先部署中国同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第四,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第五,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未来五年,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供两万个互联互通领域培训名额。

就经济意义而言,“一带一路”将构筑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就战略意义而言,它是建国以来首次提出的以中国为主导的洲际开发合作框架,也是构筑国土安全发展屏障,拓展我西部(包括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战略纵深的杰出战略构想。

 

五、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新举措

2013年6月,中美元首在美国加州举行史无例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习主席就两国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提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十四字箴言。尽管美方在相互尊重这一点上与中方还有较大的距离,比如美方不能尊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尊重我在涉疆、涉藏和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不能承诺不向台湾出售武器,等等,但双方在防止对抗和冲突,致力于合作共赢等方面还是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在安全领域,双方正在探索一种旨在防止意外冲突的消极安全合作架构。这一努力的最新成果是在2014年11月的“习奥会”上,两国元首宣布中美两军已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防部新闻局表示,这两个互信机制是两国元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两军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机制化保障,也是加强对彼此战略意图了解、增强战略互信和管控危机、预防风险的重要措施。中方愿与美方一道,以此为契机,继续深化军事交流、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妥处分歧、防范风险,共同努力推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在经济领域,双方正在探索一种能够适应彼此现实利益和未来发展需要的合作框架。从近两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清单上可以看出,双方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都是空前的。根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今年11月两国元首会晤的主要共识与成果清单,双方在经济领域达到多项共识,比如双方承诺促进更加开放和市场化的双边及国际贸易和投资,同意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深化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合作,完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双方将继续把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作为双边经贸关系的最重要事项,以达成一个全面、高水平且体现非歧视、公平、开放和透明等原则的双边投资协定。另外,美方还做出两点承诺,一是在出口管制改革过程中给予中国公平待遇,鼓励和便利高技术物项对华民用出口。二是公平和平等地对待中国投资者(包括国有企业)。

在全球治理领域,双方致力于合作共赢的态度更加明显。比如今年11月公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各自在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同意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2015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并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另外,两国还将在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增强非洲能源能力、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等方面加强合作。

    中国外交进入新常态不意味着中国外交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时期,相反新常态是指一个改革不断深化、理念不断更新、战略不断升级的积极有为时期,因此把握好、利用好这一新常态对于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有效缩短与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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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