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渐渐懂得了对石器的打磨技术，在经过双手打磨过之后，他们就忽然对手上的石头有了感情。经过百年千年的传承，一代一代人的抚摸与亲近，仿佛曾经那块冰冷的石头也被赋予了更为厚重的生命，并发出了莹润的光泽，变得温润而美丽。于是，中国人给这样的美石取了一个名字，叫“玉”。
东方的传统里，向来美玉配君子。就像《红楼梦》中衔玉而生贾宝玉，和一块石头有着不解之缘。你爱他，他就是宝玉，你不爱他，他就是洪荒中的一块毫无用处的顽石。一个男人，是美玉还是顽石，要看你爱不爱，也要看他可不可爱。
中国美男子在哪里？
淡马锡公司也曾经列举过中国男人的不雅之处：领带数量永远不超过5条，衬衣永远不够白。形象投资分配不均，愿意花三百万买一个百达翡丽，不愿意花30块买一双深颜色的袜子来陪皮鞋。于是，中国男人翘起二郎腿，会从裤管流出一截花色袜子，并伴有腿毛若干。
若硬是和贾宝玉对比，今天的大多数男人确实是够丑。油汪汪大脸，肆意舒展的鼻毛，满是烟熏痕迹的牙齿，T恤裹住那早已消失多年的腰身，浑圆地插在裤腰里。但话又说回来，如今活跃在一线的教授、商人、官员很多都是下过乡，插过队，有过那么些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几十年前还在戴假领子，你让他突然跟紧时尚，脱胎换骨成“贾宝玉”，也确实有点难为人。
《红楼梦》中，贾宝玉最怕的人是父亲贾政。贾政代表的是父权社会中的道统。在贾政的世界里，读书要做官，读四书五经才是正道，读《西厢记》是没出息的。宝钗对宝玉说“你好歹也读读四书五经，以后还是要去做官的”，宝玉一听，勃然大怒说“林妹妹就不会说这些混账话”。在太多的人眼里，混账的人是宝玉。因为在道统中，出仕、出息是永远的出路。这样的价值观培养出了一大批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毫无朝气，更鲜被告知什么是勇气和正直，更何谈情怀与品格。在精神价值层面，早已阳痿，以至早泄失手。贪污和腐败的事儿多是男人们干的，飙车醉驾撒酒疯的也是男人多，睡学生亵幼童的事儿也是男人，挑战社会底线、在私生活上栽跟头的还是男人。中国的男人啊，说点什么好呢，擅用男权，追名逐利，让荷尔蒙与权力齐飞，金钱与名望一色，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还厚颜道“做男人，真难！”这样的男人，和讲“混账”话的贾宝玉比起来，也不见得出挑。
就像木子美说的“呸！中国男人！他们是拜金主义者，又贬斥喜欢钱的女人；他们是物质主义者又装作是精神领袖；满口仁义道德又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得多包容的女人才能在这个国度活下去。”
有点情怀才可爱
在现实生活中，在习以为常的教育里，我们常会用二分法把人分成好坏两种。就像《红楼梦》第二回中说的，一种人是应运而生的，如尧舜禹汤文武；另一种是应劫而生的，如蚩尤、桀、纣、秦始皇。但一个真实的人却是游走于善恶之间的，有对善的向往，也有在恶中的沉沦，人性是多面的，没有绝对的善恶。孙中山先生曾因追求宋庆龄想放弃革命，伟人去世以后人们也晓得了他有私生子。但二分法的道统不允许他有瑕疵，必须要制造出一个伟大的形象出来。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也说过：中国人有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没有自尊。中国人自己也会说，中国人很聪明。但聪明到极致可能会变成自私。但凡是不自私的行为就会被讥笑为傻子。凡事一个人心情厚道，宽恕别人，赞扬别人，你就是傻子。人家打你的脸，你居然敢反抗；人家违法你居然敢站出来据理力争，你就是傻子。一件冒险的事情，既不能当官又不能发财的，你去做了，就是傻子。我觉得，一个中国人必须多少有一点傻子的心情，然后这个民族才能有的救。柏杨说的这种傻子心情，更像是像宝玉那种“似傻如狂”的情怀。
世界风云际会，大佬总在做着伟光正的榜样，可他们离你太远太远。莫说岳飞“精忠报国”才算真汉子，日子好好的，何苦让精神过得太血腥，就算亡国，恐怕也轮不到你我。在死板僵硬的生活圈子中，一个真性情的男人，胜过无数商界政界的大英雄。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这样形容贾宝玉，也是这样“悔过”自己。记得童年读红楼，长辈会引导我去喜欢懂事的薛宝钗，会反复强调贾宝玉是个于国于家无望的“纨绔子弟”。但换个角度看，道统的教育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贾宝玉只是因为没有追求世俗的功名而已，只是因为过得“真我”。他在乎的是黛玉有没有掉泪，在乎的是见到秦钟第一眼时的“怅然若有所失”，在乎的是乡野中遇到的心直口快的二丫头。
很遗憾曹雪芹只是生错了年代，也很庆幸他生在那样的年代。他的情怀，像块难得一见的宝玉，自由通透，若没有这般的情怀，哪里会有贾宝玉，哪里会有《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