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越通社4月2日关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即将从4月7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消息后，记者于4月3日开始先后请正在越南河内进行考察调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副主任、研究员潘金娥博士，以及越南社科院翰林院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黄世英博士，围绕中越关系现状和趋势、“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人民币在越南结算等方面对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进行分析解读。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于2011年12月会见来访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图片来源：越南政府门户网站）
越南社科院翰林院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黄世英（Hoàng Thế Anh）博士说，“关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我个人认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因为在两国关系数次沉浮之后，目前两国关系步入新的阶段，需要高层会晤将两国关系推向健康发展轨道，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在本地区乃至世界进行合作的和平趋势。”
黄世英博士说，“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和越南的革新正在步入关键阶段，两国需要共同分享在经济、文化、社会革新和改革中的成功或不成功的经验。”
黄世英认为，“对于一些有分歧的问题，我们希望阮富仲总书记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共同进行商谈，共同开辟各个渠道，并借此加强两国外交官、专家、学者以及人民之间的对话，旨在通过和平的办法，在尊重国际法，尊重双边利益的基础上逐步解决遗留问题、两国海上领土主权争端，借此来加强两党、两国之间的政治信任，在本地区创造和平共发展的环境。”
黄世英博士说，“关于越中关系现状和趋势，我个人认为，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开始至今，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得到不断发展。但是，也必须坦诚地承认，两国之间在南海还存在领土主权争执问题，尽管这只是中越关系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通过两党、两国领导的决心，这个问题将会按照和平友谊的方向逐步得到解决。”
黄世英博士说，“在经济方面，越南正在革新增长模式，重新调整经济基础，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中国以前在越南的贸易投资结构、承包方式需要发生一些变化，以便符合两国发展趋势，并以此提高质量、效率，并稳步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关系，逐步树立信心、威信，培育两国经济合作关系中的各自的品牌。”
黄世英博士指出，“通过边贸销售假货、走私货、质量差的货物影响到消费者的健康，对此，在将来的时间内，两国需要加强管理，宣传这些问题对两国企业和人民的危害。另外，双边需要进行交流，直至签订有关劳动合作的协议，为能从事合法劳动的越南和中国的劳动者搭建法理框架。”
黄世英说，“关于中国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的设想，最近中国公布了‘一带一路’的规划，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很多国家的合作。因为这个设想刚刚提出，对越南来说，我们还正在研究，并且如果看到有利益，不被威胁到安全和海岛主权，我认为，越南可能也会拥护并参加。同时，我还认为，建设‘一带一路’需要连接很多国家的政策，这个事情在在短时间内尚不能立即就做，需要‘一带一路’区域中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谈判。特别是，将‘一带一路’的设想变成现实的前提是，需要在本地区有和平、稳定、互利合作的环境。”
黄世英说，“关于中国提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通过大众媒体，我们看到，目前已经有27各国家登记参加，被称为创立成员国，其中也有越南。大部分创立成员国是发展中国家，其中一些国家是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新加坡、缅甸、新西兰、瑞士。在当前这个阶段，参加AIIB是必须的，这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交通枢纽，为融入国际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但是，成立AIIB尚正处于条例的谈判过程，因此提出一些恰当的评价还为时过早。”
关于人民币在越南结算，黄世英认为，“这个事情从属于与中国共同经营的越南企业的需求，如果越南企业在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时感觉有利可图，它们将会向越南政府、越南银行提出建议，允许通过人民币进行结算。我认为，到那个时候，越南政府将考察、权衡并做出符合企业发展趋势和要求的一些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部副主任、研究员潘金娥博士最近几天一直在越南考察，与越南副部级领导以及众多学者进行了接触，掌握越南官方和学术界有关中越关系的最新认识和动态。
潘金娥博士告诉中国日报记者，“2014年8月份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特使--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黎鸿英访华是中越关系的一个转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认为，中越两国政府都希望通过访问把中越关系恢复到2013年李克强访越时的状态。当时两国实际上已经签订了很多协议，并准备开始落实。但2014年发生的事件，使后来很多事情都搁置下来。”
潘金娥博士指出，“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此次访华，显示中越两国高层致力于推动两国关系向好发展的决心。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此次访华的意义重大，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越方也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内访问越南。”她指出，“中越两国高层互访是两国达成的共识，能恢复高层互访是两国关系走向好转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两国恢复良好关系的一个巨大的推动。”
潘金娥博士说，“自从去年5月份以来，中越关系跌入了一个低谷，很多越南学者都认为这是1979年以来最严重的事件。虽还没有79年那么严重，但负面影响也难以消除。这几天来，我在越南考察和访问，我了解到，越南社会舆论对中国的态度不大友好。现在越南几乎可以看到全世界的电视台，唯独没有中国的频道。不过，官员和知识分子内心希望两国关系和好，也在努力做一些事情。”
潘金娥博士指出，“我接触到学者和官员认为，中越建交65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而且特别突出，当然其中也有起伏，但不友好的时间毕竟还是很短的，大部分时间发展还是比较好的。我这次来参加了中越建交65周年研讨会。其间，越学者将中越建交以来划分三个阶段，对此，我大部分内容是赞同的。其中第一阶段，自两国建交至70年代初期，中越关系是同志加兄弟阶段，中国帮助越南抗美，越南也提出帮助中国不少。胡志明主席和毛泽东主席老一辈建立的传统友谊为之后的中越传统友谊奠定了根基；第二阶段，70年代中期至1990年，这段时期的国际背景是很复杂的，但越南的观点认为是中国转向美国而抛弃了越南，之后两国走向冲突和对峙阶段，70年代中期中越关系逐渐走向恶化，直到爆发1979年战争。越南学者认为，这个阶段有很多教训，应分析挖掘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吸取教训，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但是1991年中越关系恢复正常时，两国高层领导达成一致，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所以，我的观点是，没有必要对这段时间讨论太多，今后怎样发展才是关键。第三阶段，91年到现在，两国关系处于快速全面发展时期。但是我认为，实际上，从2007年以来，两国关系出现了下滑趋势，到去年到了一个低谷，这是否就是一个转折点还不好说，今后恢复起来也还需要一段时间。”
谈到中越两国经贸关系，潘金娥博士说，两国贸易额从1991年的3000多万美元到2014年的600多亿美元（中国统计数据是800多亿美元），贸易额翻了几千倍。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越方认为中国贸易顺差太大。同时在两国边贸方面，越南认为中国商人有意打压越南商品，不按协议价格收购越南商品，以至于越南农产品卖不掉而烂掉，同时，越南还抱怨中国向越南输送假冒伪劣商品，甚至有些不良记者还刻意渲染中国出口到越南的商品有毒等等。但实际上，从两国贸易额不断上升的事实，证明越南市场非常需要中国的商品，有些人过度把市场行为政治化。
关于中越两国投资，潘金娥博士认为，尽管过去几年中国对越投资上升还是比较快的，但越南认为，与中越贸易相比，中国在越南的投资太少，同时觉得中国投资质量低，投资不连续；越南一方面希望中国在越南大量投资，同时又觉得中国的投资有问题，要保持警惕；越方认为，中国投资标价很低，所以很容易中标，但是中标之后又涨价，导致工程拖拉很长时间完成不了，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中国企业把腐败行为输送到了越南。潘金娥博士说，“我认为，中方需要投资市场，越方应该敞开市场，但越南对中国的投资不是那么信任，问题比较难以解决。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两国互信低，特别是民间的互信度太低。企业到越南投资的环境还需要改善。当然，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确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克服，应遵受当地的法律，做长久打算，以质量取胜。”
谈到两国政治关系，潘金娥博士说，“1991年关系正常化以来，1999年两国确定'16字方针'，2005确定'四好'关系，2008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关系的三个框架支柱。”
潘金娥博士指出，两国高层之间的政治互信的基础还是比较牢，但越南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尤其是媒体，已经不完全掌握在党和政府的掌控下，并不能真正反映官方和党的意见，越南媒体氛围对中国不友好。她说，“我感觉越南官方还是想努力发展中越关系的，但受到民众舆论的影响很大，似乎媒体绑架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越南的媒体的开放和民主化进程对今后政策影响会非常大。由于媒体乃至社会上的这种不友好氛围，越南官方在发展对中国的关系时受社会舆论约束，表现非常谨慎。现在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不敢说中国的‘好话’，哪怕是很客观的观点，都会受到舆论的批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潘金娥博士说，“目前越南的社会舆论大多数认为，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才能降低中国的影响力。官方在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也必须考虑社会安全和党的执政安全。他们清楚，和美国走得太近，被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就更大。现在越南官方在走平衡。”
潘金娥博士坦言，“我感觉到，越南民主化进程对越南官方，对政府，对党的决策能力的约束越来越大。本来以前中越之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一些默契来解决的，但这种方式在当前是很难做到了。而中越之间高层的这种默契，是非常重要的。中越之间的问题，包括领土争议问题，首先是靠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决心。我认为，如果通过民主的投票的方式，根本解决不了。”
谈到中越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潘金娥博士说，“越南一般学者认为，中越两国经贸关系问题很多；但实际上了解情况的越南官员都认为，两国经贸存在的问题其实都不是大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关键是海上领土纠纷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海上问题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但海上问题将是很多问题的一个触发点，解决不好可以触发所有问题，将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也就是说，两国间最主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南海问题。”
关于如何解决中越之间存在的问题，潘金娥博士说，“对于南海问题的解决，越方希望保持原状，中方不要有新的勘探动作，或填海造地等，之后再慢慢谈双方共同开发的事情。目前越方对双方合作开发不那么积极。”潘金娥博士认为，“目前看来共同开发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目前中越双方也就北部湾湾口外共同开发谈判了4次，但两国意见分歧太大，但似乎没有太多的进展。”潘金娥博士补充道，“越方不积极谈开发，而是希望把两国达成的框架协议的内容充实，比如‘16字方针’，‘4好’关系，他们认为太虚，要以具体的项目去落实，而不是空话。他们认为中国说得很好，做得很差，光说不做。他们希望中国改变这点，真正实实在在地对越南做点好事，这样才能让他们相信中国。去年，越南不少人提出要把'十六字方针'和'四好'关系去掉，认为不符合当前两国关系的实际情况。”
关于“一路一带”，潘金娥博士指出，“现在越南还是在琢磨的阶段，还没有进入研究阶段。总体上看越南学者还不了解中国的‘一带一路’是要干什么。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牵扯到海上，越南认为可能牵扯到主权问题，所以保持高度警惕。”潘金娥博士介绍说，“越南学者跟我们交流过程中说，他们提出建议，希望中国提出的各种主张，包括‘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要考虑到相关国家的感受。 但越南在第一波就参加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在这一点上他们还是相信中国的。而且越南基础设施投资还比较落后，参加AIIB符合越南本国发展要求。”
谈到两国关系的前景、走向，潘金娥博士概括地说，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她指出，“两国领导人有决心把两国关系搞好，这是共识。因为搞好两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双方存在的问题的核心是领土纷争，而且两国认识差距很大。在处理两国领土纷争上，领土划分是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办法是进行海上开发合作。哪怕是象征性的一个合作开发，也将是一个重大突破，会对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近几天，记者浏览了越南主要媒体的报道，发现越南人民军队报中文版和越通社中文版等少数几家媒体报道了越共中央总书记即将阮富仲访华消息并对访问做了解读报道，但越南的越文媒体鲜有报道。可以看出媒体对此相当谨慎。
此次采访的经历，也可以看出，越南学术界对此次高访非常重视，但在表态时又非常谨慎。
得到越通社4月2日关于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即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消息之后，记者于4月3日开始一直设法与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的专家学者，特别是与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原所长杜进森先生取得联系，将采访意图和采访内容向杜进森先生做了说明。接到记者电话，杜进森先生表示同意接受采访，说正在开会，等记者第二天再与杜进森先生联系并准备敲定采访时，杜进森先生因“目前不在河内”、“没带电脑”、“电话声音不清楚”、“已经不再担任研究所所长”等，未能接受中国日报记者的采访，不过，杜进森先生建议中国日报记者与越南社科院翰林院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黄世英联系采访事宜，并将黄世英先生的电话号码给了记者。记者照此与黄世英副所长进行了电话联系并发短信讲明采访请求和采访内容，但黄世英先生一直没有答复。正当记者处于绝望之际，柳暗花明，4月6日上午10点多终于接到了黄世英博士的电话。经过进一步沟通，黄世英副所长最终答应接受书面采访，并于当天下午20:30分将越南语的影印版的答复发到了记者信箱。记者了解到，黄世英博士最近非常忙，一直在开会，能在百忙中接受记者采访，实属不易。
虽然在此次采访中经历了一点点曲折，但最终还是得到了采访结果，借助此文，记者对杜进森所长、黄世英博士以及潘金娥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