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其1931年的著作《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中，将“美国梦”定义为“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每个人，无论性别、出身和社会地位，都能够在其中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潜能，并为他人所认可和接受”。“美国梦”自此以后被理解为个人主义、社会流动、与“不可剥夺的权利，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传播开来。

然而，这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美国梦只关乎国内政治。在国际事务中还存在另外一个“美国梦”，并且美国领导人经常会对此做出生动的阐述，比如在美国建国不久后提出的“天命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和“门罗主义”，充分说明了其在领土扩张与地缘政治方面的野心。1917年，威尔逊总统在一次两院联合会议上宣布“要为民主世界创造安全的世界环境”，美国已开始致力于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如果不是整个世界的领导者的话。当亨利·卢斯（Henry Luce）号召全体美国人“创造第一个属于美国的伟大世纪”，他不仅代表着自己，还代表着这个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幸运国度。

当然，美国领导世界的梦想也曾在冷战期间遭受前苏联的挑战，那段时间里，即使是最高级别的美国领导人也会产生严重的疑虑。但是随着前苏联由内而外的崩溃，美国最终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强权。1996年西德尼·布卢门撒尔（Sydney Blumenthal）和詹姆斯·蔡斯（James Chace）首次用“不可或缺的国家”来形容美国在单极世界中的角色。随后，布卢门撒尔在解释这个词组的含义时写道：“只有美国可以保障世界安全，若没有我们的参与和支持，多边活动就会失败。”

自此以后美国决策层经常提到这个词。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在1998年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站在高处，比其他国家眼光更长远……”。最近，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5月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讲话中也用到了这个词：“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上个世纪是如此，下个世纪依然不变。”因此，追求全球霸权的美国梦，实质是让美国保持“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的地位。

然而新的竞争者出现了。2012年，中国新一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这成为世界焦点。2012年12月，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他对“中国梦”的定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上任后首次公开讲话中对“中国梦”进行了详细阐述：“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不断为人民造福。”

鉴于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经历了“百年屈辱”的历史，中国梦首先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次才是普通中国人民的梦。中国梦更多是国家之梦，集体之梦，不只是个人之梦。重要的是，中国梦其实就是外交梦，一个让中国回归国际舞台中心的梦想。事实上，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富强”一词高居首位。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对百年屈辱的集体记忆——这段在教科书本，博物馆，电影以及电视节目中依然鲜活的记忆——才有了“中国梦”，这一富强之国的代名词。

三十多载的经济腾飞使中国富裕强大，至少经济总量名列前茅。在一些观察者看来，中国如今采取更加积极、果断的外交政策，而“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中国南海争端等例子就是佐证。在许多美国分析家看来，崛起的中国一心想在地区及全球性事务中做领头羊，必定将与美国这一举足轻重的国家发生冲突。引领全球的美国梦注定要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冲突，不是吗？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确保全球繁荣稳定上起到主导作用。然而，近年来，这一举足轻重的国家却在走下坡路，从全球气候变化到金融改革，再到中东的建国问题。用强有力的言辞维护领导权是一回事，而用具体的结果证明领导力则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未能在一些紧迫的问题上起到主导作用，其他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就应该挑起担子，迎接挑战。

在市场经济机制中，竞争促进创新，而垄断则会扼杀创新。国内政治方面，选举竞争将产生民主，而一党统治则会滋生威权主义。而在国际事务上，争夺领导权也将更好维护社会利益——当然，我们假设这种竞争不涉及恐吓及高压政治。如果亚投行能够提供发展中国家急需的资金，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发展银行不能提供的话，这些发展中国家也许就不会唯美国马首是瞻了。

毛泽东曾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为什么不能“百梦齐圆”呢？美国梦与中国梦呈竞争之势，不过如果中美两国的竞争不演变成冲突，对于世界来说，这未尝不是件好事。中美两国并非注定要你争我斗；双方若真发生冲突，则是双方缺乏远见，创造力以及领导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