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的稳定超过创新时，学生们习惯于被一种成绩划出三六九等，老师们成了维护低效教育的“女王”，而孩子们理解的知识，不过是应付“女王”跟考试的生存手段而已。

台湾教师张辉诚  

课堂上的“女王”

在台湾的课堂上，小孩子们先学到的不是求知，而是闭嘴；课堂时间大多用来抄老师的讲义，以至人人被训练成帕金森综合症式的“笔记”手；最重要一点，你不要疑惑或者反驳老师，因为不管老师怎么讲，她的话一定是对的。

“这样讲，老师们会不会有一点像一个‘女王’？”台湾教师张辉诚对着笔者调侃说。

在台湾，发明“翻转课堂”的张辉诚老师近来很“火”，他的观点也时常这样在台湾教育界喷出“火力点”。但张辉诚本人并不觉得这观点劲爆，因为无论台湾，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与香港，他发现泛亚洲课堂的教学多少会有点“半封建与半殖民地”色彩的余味，一面需要稳定的秩序，一面则有二战后“赶英超美”的紧迫感。

史学家黄仁宇曾说，从西汉开始的亚洲文化圈，整齐而简单的社会结构与一元的价值认同感一直是庞大民族社会取得稳定的不二定律。那么课堂里有了这样的“封建”传统也就不足为奇。后来呢，西方工业革命，科技与知识突飞猛进，被殖民伤害过的亚洲国家战后要群起直追，教育上的方式就成了填鸭。当年孔夫子育人还讲求一问一答，可现代的课堂却是让学生用最快速的速度把知识全部吸收掉。虽然这招是苏联人发明的，但在亚洲却被用得最好，也最久。

于是，老师想要不做“女王”都不行了。张辉诚总结了亚洲课堂中学生学到的五种能力：忍耐力、定力、听力、专注力、抄笔记的能力，老师则会一直（施加）高压。“你给我坐好，不坐好就处罚你”。结果，每个孩子会发现，原来在学校上课要当“好臣民”，慢慢习惯以后，他就真的以为自己是“好臣民”。

后来几十年，日本经济腾飞，“亚洲四小龙”已然摆脱落后，但这样的教育思维还是没有变。

其实，指摘亚洲老师们的君主习气还有一点，便是课堂环境的封闭。

如今，在台湾的高级餐厅，绝大部分厨房都是透明的。高级餐厅其实在说：你看我的厨房多么干净，用的产品你可以看的到，做菜的过程你可以看的到，有没有老鼠有没有蟑螂也可以看的到。做菜与培养学生其实一样，老师们教得好不好，有没有用“黑心食材”，是不是用很糟糕的手段，家长与社会只有看到才知道。

于是，老师们发明了公开课。但那些课程是不是早已经发生，老师与学生不过是重演一遍，真相早已不言自明。在台湾，即使张辉诚老师努力推广随时公开的翻转课堂，但全台也只有40个老师愿意这样做。

原因很简单，不公开的课堂没有那么多高品质、高效率的教学现场，只有反复填鸭，做习题。学生要么在睡觉，要么老师唾沫横飞，学生奋笔疾书。如果真是这样的教育被人看到，那老师岂不是像“底裤”被人看到一样很丢脸？

“老师做‘寡人’做惯了，只要人旁观或者监督，她就一定会很不爽。”张辉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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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维护的是真知么？

其实，台湾的老师们并不喜欢做“女王”，甚至有时因为每天都在课堂上发火而脾气变得很差。

但张辉诚说，做学生们的“君主”可以带来一种好处，那便是一旦课堂被“封闭”起来，老师教得好不好，学生们真的学会了没有，就很难有人知晓。

有人会说，检验教学成果的试金石不是考试么？

且慢，这便要细说了。东方传统教育，注重人文义理，自然多考些死记硬背；西方呢，近代多学些数理科文、自然多考些运用能力，可你要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考察数理科文会的能力，结果会怎么样呢？

很简单，这样的考试，并非要证明孩子是不是学会了，而是证明知识是不是被记住了，与之相适应，为了拥有这样考试，老师们创造出了标准答案，统一的解题方式，以及各种封闭式的题型，其实都是在考察死记硬背，唯独可以发挥学生创造力与想象力的问答题，其实少之又少。

而考试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帮助老师“揪出”不听话的学生，如果你不想学那么多，那不可以，分数面前你就露陷了；如果你有别的答案，那也不可以，因为标准答案就在那里摆着，最后你还是要向分数“低头”。

家长们也许想问，为什么老师却把非要把考试弄成了这个样子？

说来惭愧，除了完成“赶英超美”的教学进度，这样制定考试还有一个老师们的“难言之隐”。

张辉诚老师说，老师们当初从这样的课堂毕业，又回到这样的课堂，绝大部分老师没有进入过社会，他们不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哪些知识与能力是重要的，更不知道知识能力如何教、怎么检验。那么大家求一下稳吧，还是按照填鸭的老办法教，不作为，但也不会犯错。

但这样的教学成果如何向家长交代呢？于是，考试便成了遮羞布，它让家长既看不到老师的教学品质，也看不到孩子有没有真正学到知识，看到的只有分数与成绩。这便中了“女王”们的下怀，因为把实践能力换成死记硬背来考试，规避了老师们没有社会经验的短板，而把学习结果的好坏完全归因给了孩子。

张辉诚老师由此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亚洲的课堂，其实不是为学生求知而设，而是为一些不愿创新的老师们设立的一个职业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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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成功学

有了填鸭的教学法、专制的“女王”，以及老师们握得住导向，家长却只能看见结果的考试，家长与孩子们不迷恋起数字已然不行了。

不过，一个人人生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它所给出的数字是否正确，这是不是很偏执？在最近的奥数国际竞赛中，输了比赛，却兴高采烈的中国家长态度，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

假使以分数论英雄，这对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一种不公，因为不论孩子们如何努力去死记硬背，套用公式，分数与成绩总会把孩子们分出个三六九等。张辉诚说，上等与中等生，其实还要好过一些，可那些总是考试在后面的小孩子呢？他们其实不是在念书，而是一直在陪读，且是带着强烈挫折感去陪读。

“想想看，各种考试结束，张贴光荣榜时，这些孩子们的名字永远是缺席，各种课堂教学当中，这些孩子们的名字在老师口中往往也是缺席，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发现他们，最终，亚洲的课堂不仅没有给予他们任何良好的社会能力训练，相反他们在挫折与压力中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十几年。”张辉诚说。

然而，取得高分的绩优生就能获得分数带来的长久红利么？

张辉诚发现，最近十几年，台湾的青年人对读书的兴趣始终在下降，而大学毕业生毕业五年以后头脑中存储的知识遗留量仅为全部知识的5%。这些或许在佐证台湾当下教育一个现实观点：知识是用来拿分的，分数是用来使用的，分数“变现”了，知识也便没有用了，孩子们自然没有心情再看书了。

“本来，知识还可以依靠自己的魅力吸引青年人，但很多学生在学校里面受尽了折磨，离开了学校之后他就不再对任何的学习、阅读产生任何兴趣，这个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教育结构。”张辉诚说。

而“女王”们似乎还要为社会上的某种短时的功利心态埋单，“你让孩子们浪费了大好时光10年，最后只是为了交换一个分数，教育的过程只为几年后的一个考试结果，试想他们毕业以后又该何去何从？”张辉诚说。

张辉诚曾与一位知名物理学家相遇，这位专家说，有两个孩子最重要的东西在低成效、烂品质学校教育被破坏光了，一个是好奇心，一个就是创造力。

还有一种结果叫做互虐。无论对老师还是学生，在一个一边求稳，一边赶进度的“死水潭”里一唱一和，浪费的都是彼此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