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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长城的皇帝爱惹事
林超然
2015年08月28日

    在抗战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长城,作为象征民族精神的建筑又多了一分热度。抗战时期,无论是国民政府的宣传画,还是日本鬼子的宣传画,都拿长城象征中国,而万里长城其实并不都是那些照片上的样子。今年暑期的“海峡两岸大学生文化体验营”以长城文化为题,从山海关出发,一直走到雁门关。

    这一路相逢了各样的长城,既有雄踞山脉之巅者(金山岭),也有以黄土为座的(山西夯土长城),还有临海为界(山海关老龙头),没入湖中的水长城(喜峰口)。若论观感,自然不得不感慨伟大、雄壮,也不由受此等壮阔之境感染,升起慷慨之情,感受到中华民族强大的组织力,以及敢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山脉上开工造城的魄力。这也是长城之所以在今天闻名中外,吸引大量游客,博得世界八大奇迹美誉的原因之一。但在我看来,这都是后话——不过是长城这一伟大事物的表象,远不能触及长城的本质。孟姜女哭倒长城等一系列的民间传说,也不过是“平添一份传奇色彩”而已。真正建造长城,动员如此规模的人力物力,消耗如此多的财力,这里面的决策与考量,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喜峰口水下长城

 

金山岭长城

    长城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消极防御的,因打不过游牧民族而建造的有点笨重的军事建筑。但我首先不明白的,就是在走路都不方便的地方,修建如此庞大的建筑,难不成北方游牧民族一旁乖乖围观看你修?孟姜女都能哭倒一片,游牧民族难道不能在你没修好时搞点儿破坏?真相原来是,有工夫修筑长城的日子,其实都是中原政权军事实力强大之时,刚刚把游牧民族修理得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的时候。把乱华之胡赶尽杀绝,在北域也称霸称雄,是不少热血青年读历史时候所期待的脚本,但事实上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胡人居无定所,没有不能放弃的地盘,他们随时可以迁移,而在大漠之上打仗,甚至有时连对手在哪里都会找不到,打是打不绝的,也是不人道的。二是这些地盘对于中原农耕文明而言,无利可图,无险可守,派驻军队则似成了个活靶子一样的累赘,搞不好庞大的军需消耗会拖垮中央政权。(派去这样地方,恐怕也不得军心)

    修长城这种浩大艰巨的工程,是难免有人员伤亡的,在财力物力上也是大手笔——今天的仿古建筑都造价极高,何况当年真货?顺带一提,中国长城学会一直痛心一件事情:万里长城沿线的民众盖房子,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去从长城上拆几块砖头,长城几乎成了他们念念不忘的宝库,造成了当代长城保护的灾难。这也不得不感慨,当时修筑长城绝对是费了万民之力,恰如所谓的“广厦千万间”。从建造方而言,盖长城不盖住房,图的是什么?这就关系到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长城真正的价值,在于改变了游牧与农耕二者对话的方式,或者说,真正创造了交流的条件。

    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地区的侵掠,固然一方面受“作风”影响,有人认为马背上的民族就喜欢抢劫,就好干这个,不能说这不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习惯背后同样有着更实际的动因。在蛮荒之地游牧,自然搞不到棉布,也没有粮食,更没法炼铁。要穿衣服,得向懂得“男耕女织”的地方要,主要的食物跟不能只是平时所养的一群群“移动的肉”,以及它们的奶。光吃肉是不行的,容易消化不良,需要粮食,更需要茶叶。肉不能天天烤着吃,要想煮,就需要铁锅。偏偏这些重要的民生物资自己都不具备自主制造能力,谁有?那些缺少马匹,不善打斗,而又恰好要祖祖辈辈安居在同一个地方(好踩点)的民族都有。鉴于战斗力和机动力的差距,自然抢劫是最简单的。却不长久。一方面老去抢,人家也知道这地方没法待,不爱挪窝也得搬走,就没得抢了。此外,尽管抢劫没有武装的村落简单,但真正遇到训练有素的军队,同样可能被打得落荒而逃。历史上,李牧、蒙恬、霍去病等一票人,都是他们的噩梦。但文化不发达嘛,就不容易主动想到武力之外其实有另一层办法,但长城里面的人想到了,就是“茶马互市”。“茶”代表农耕地区对游牧民族生存所必须的一系列物资,而“马”象征游牧地区可以给农耕区带来的特产。这就可以化解历代不同名称游牧民族抢掠的根本冲动,通过有序的贸易。但要让只打算抢劫的游牧民族安稳做贸易,就需要军队之外的一种独特安全保障措施。长城的方案就出来了。从当政者的账本上看,才会明白为何如此劳民伤财,却还要修建长城——既省下大军驻扎边境的军需消耗(只需三成兵力在长城,其余可以去军屯区自给自足),还可避免战争冲突带来的人员伤亡,搞建筑的消耗总比打仗省啊!

    事实上,长城沿线也几乎鲜有战争(除非是长城内外都在打仗之时),长城实际起了一个摆设的作用,让冲突双方有机会通过有序的交流解决矛盾的重要摆设。而且摆放的位置很微妙——大体上处于草原与耕地的自然分界之处。在这道摆设之下,游牧民族和农耕文明之间就各安其所,并有了大量来往,反倒是促成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

    实际上,如果打算凭借长城闭关自守的话,反而会造成冲突。例如在明朝,本是允许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定期朝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并可进行一定范围内的互市贸易。但在嘉靖年间,明世宗玩了一回任性,拒绝和蒙古通贡互市。农耕者可以自给自足,这是闭关锁国的一种资本,但对游牧者却不能没有贸易。这一政策首先是造成了一种反常景象,游牧民族像招商引资一样,在长城之外给中原人修建的城池,吸引汉族百姓前来居住耕作,并严令不许袭扰汉人。为的是通过这些人在长城内外的流动,获取茶铁布粮等物资。但数量太少,只能解燃眉之急,不够正常生活,所以导致自嘉靖十一年(1532)以起,整个北边防线战争不断,最终酿成了“土木之变”后,大明的第二次奇耻大辱“庚戌之变”。

    长城文化的确深妙,这堵墙是创造双方贸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长城难爬,今天的人上去了就算个好汉,那么多的台阶,不过是给游牧者和农耕者各自有个台阶下,如果用于战争防御,长城恐怕真的不那么好使。康熙帝说的极是,“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用来防守是不那么靠谱的)“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关键是能各得所需,心悦!)嘉靖帝就是没看懂长城的作用,乱来一通,等发现真相掉眼泪都来不及啊!

 

【责任编辑:管理员】
自由撰稿人,曾任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